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

美国例外论和中国例外论分别代表了一个光谱的两端,前者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后者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美国例外论自恃美国的发展模式最好且普世通用,因此要求他国效仿美国,实现"美国化"。中国例外论认为国际上所谓通行的理念和规范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既拒绝仿效他国,也不要求他国仿效中国。两种例外论的不同集中体现了两国在战略目的的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战略关键的把握和战略禁忌的规避等方面的不同取向和偏好。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两种例外论的形成主要在于中美两国人民具有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相对来说,中国人更擅长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美国人则更擅长于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理论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包括安全、外交、经济三个领域的全面战略,宗旨是牵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中美领导人一致同意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先前具有对抗性的对华政策正在出现微调现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基础是两国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个大系统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全球共生系统理论的相互依存论决定了优化全球体系的必要性。全球体系内中美相互依存上升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建立新式战略稳定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条件。中美战略文化的博弈和磨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路径。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中国、印度是亚太区域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国家行为体。截至目前,三国已分别在双边层面建立起了不同内涵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大三角"模式趋于明朗化。美国是"战略大三角"关系的主导者,正在崛起的中国和印度都将对美关系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印度成为中美两国竞相争取的伙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最大受益者。印度亦借势发展与美国、中国的关系,进一步强化其大国意象。中国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平衡对象,一方面需要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挤压;另一方面还需要联合印度共同分担美国重新规制亚太的压力。当然,由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个持续施力的过程,美国、中国、印度三角关系仍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尚未完全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

近年来,中美两国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创议成为世界政治的热点话题。文章认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应从理论与政策、历史和现实等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要想准确把握当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实质,一方面需要超越现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旧有范式,将国内政治模式、对外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互动等多重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包括中美在内的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一主导国"二元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总之,只有通过理论透视和历史比较,才能把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具备的学理基础和现有条件,进而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更有意义的判断,并努力"预为之谋"、最大限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编者的话

<正>如何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是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战略问题。周方银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内涵解构和战略思考。他认为,这一新概念的实质在于,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平衡战略竞争、稳定双边和实现必要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大国无战争背景下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文章同时回答了中美两     

中美军事关系:多多走动,层层解“疑”

总的来说,军事关系是中美总体关系的"短板"。双边关系的预期性和透明性,有益于中美摆脱"战略互疑",有益于建立"前所未有,但启来人"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4日,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刚落幕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该战略实施以来虽一直饱受争议,但大体得以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收益,特别是扩展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和战略存在,同时对中国崛起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然而文章认为,伴随着再平衡的不断演进,地区国际政治变迁已使美国在亚太过度扩张,它集中体现为亚太再平衡的内部和外部战略成本,包括盟友体系的弊病和风险、中美战略互疑的不断加深、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面临的内外挑战、美国国内政治"迷思"对该战略有效性的伤害以及美国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困难高于预期等,已经逐渐超出其上述战略收益。在这种困境下,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在战略上"保持介入"和"进行收缩"的两难选择。尽管截至目前,美国国内围绕以上两种选择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已不可回避。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不稳及中美就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未来5到10年,陷入过度扩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有可能朝着"有限收缩"的方向发展。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近年来,"美国优先"理念、中美贸易战以及高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反映了中美权力转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权力转移压力下,中美战略信任问题愈发凸显,如何维系战略信任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文章从"不对称关系结构—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构建了分析框架,并认为,强不对称和弱不对称两种双边关系结构与开放性和封闭性两种国际体系之间的组合塑造了国家的行为逻辑,为国家间战略信任的维系提供了四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文章结合现实与历史,深入分析了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共同塑造了中美两国的行为逻辑,并成为维系两国战略信任的体系结构。由于中美不对称性的弱化具有客观性,因而中美维系战略信任的关键在于维持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发展。     

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其总体战略需求的变化,其最根本的着眼点在于维持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既与其积极重返东南亚有关,也与其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关,更与其应对中国崛起的全局谋划有关。中美关系要超越历史上权力转移的陷阱,必须兼顾"直接关系"与"间接关系"两个维度,把握"核心利益"与"共同利益"两个关键,统筹"维权"与"维稳"两个大局,妥善处理好"大国是关键"与"周边是首要"之间的关系。倘若两国能够致力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南海问题将不会如国际社会所担心的那样成为不可破解之题。     

“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型大国关系——关于中美关系的话语博弈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大国关系。在谈论中美关系时,习近平提出中美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中美关系难逃历史上大国关系的悲剧,大概率会陷入冲突与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以传统思维解决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是把中国等同于历史上搞霸权的大国和苏联,中...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注不断加大: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积累正能量——习近平对新时代中美关系的思考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尤其是作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的代表,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因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道路差异等因素诱发战略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焦点话题。习近平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从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处理中美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括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等。习近平的论述为新时代中美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对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