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之新思考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作为相对人进入诉讼程序的开始,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管辖权如何确定,不仅具有引导行政诉讼程序开始的程序意义,更具有保证裁决公正的实体价值.如何科学设计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善当前行政审判的外部环境和树立司法权威,保障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成为行政诉讼法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实践.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考量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一定问题,而管辖问题又已成为能否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合理审查、能否顺利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路径,以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之完善

我国最新的司法解释确立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并且规定了和解的法律要件，对行政诉讼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和解行为进行正式的法律规制。然而，现行行政诉讼和解制度仍然存在体制上的缺陷，需要构建科学的行政诉讼和解机制以便公正、高效地化解行政纠纷。     

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之法理思考

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依法治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军队行政管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从法理学角度来讲,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有其理论依据和现实合理性。法治论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基础;平衡论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石;权利义务相关性是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法理依据。     

行政诉讼类型化之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制度发展趋势之一,学者们探讨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体系提出了自己的划分构想,但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而显得行政诉讼类型各有侧重,纷繁复杂。因此,只有厘清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问题,通过探讨标准的重要性、标准选择的考量因素以及世界各国对行政诉讼类型化标准的选择,才能得出我们划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标准。     

论我国预防性行政诉讼之确立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指,为了避免即将实施的行政活动给行政相对人造成无法弥补之损害,允许行政相对人在该行政活动作出之前或付诸实施之前请求法院阻止其作出或实际执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以事后救济为中心,尚无关于事前救济的规定,无法避免即将作成的行政活动对原告造成的重大损害,不能有效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为弥补该缺憾,应早日确立预防性行政诉讼,为公民提供实效性救济.     

行政诉讼类型与类型化之辩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行政诉讼发达的标志。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研究成为当前行政诉讼研究的热点。而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起点,本文试图厘清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诉讼类型化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并对行政诉讼类型的概念作了界定。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研究述评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却有中心化的趋势,在行政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功能.我国有关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不多,实证研究较少,但不乏高质量成果.我国应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建立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法治化运作的各种机制,同时加强对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研究,从经验事实中提炼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理论模型,进而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法治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应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创造性意义的方向.     

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与当今行政法治的发展趋势不协调,也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实践需求.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赋予法官处理行政纠纷的调解权,使调解活动合法化.并非所有的行政纠纷都可以适用调解,界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着重要明确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的类型.     

关于行政诉讼应增设简易程序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未设立简易程序,影响了效率,那些性质轻微、情节简单、争议不大、 影响较小的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做到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简析

本文以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并结合行政诉讼制度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双重目的,对行政诉讼中违反法定程序取证问题、第三人举证问题及证据的审核认定问题进行了论述。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改革论析

行政诉讼作为化解行政纠纷特别是官民冲突的重要途径,在处理社会矛盾之际愈感无力。尽管新《行政诉讼法》取得些许成效,而半间半界式的改革实属隔靴搔痒,难以根治行政诉讼顽疾。将取消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管辖权、相对集中管辖以及设立行政法院三种改革方案比较视之,无疑设立行政法院更具优越性。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一元化模式以及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下,以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相分离为目标指向,设立受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与指导且独立于地方的三级行政法院架构,以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彰显行政诉讼的应有价值。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理论讨论述评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相关讨论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致经历过两次讨论热潮。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讨论超越了第一次讨论的主流观点,但在讨论的平台、行政诉讼的独特性和实践研究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被誉为"东方经验"。我国现行立法已明确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刑事诉讼领域也有其适用的空间,但在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行政争议时,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导致了立法与实践的冲突。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存在的困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一定的思考,希望能早日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其恰当的地位,使其在解决行政纠纷时充分发挥出优势,弥补行政审判的不足。     

比较法视野中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行政侵权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反观我国审判实践,禁止调解在“案外和解”中被悄然规避。自行政审判以来,行政案件撤诉率长期居高不下已是不争的事实,非正常撤诉的现状为行政诉讼立法所始料不及。审判实践中,大量行政案件是原被告在法院的默许甚至动员下通过“庭前调解”协商解决的,只是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掩盖“案外和解”。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国际惯例也使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不可处分”的理论重新审视。“案外和解”这种“异化”了的纠纷解决方式日益增多,且为原被告及法院所接受。调解的“现实需要”,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禁止调解制度的现实失落。     

简论行政诉讼中的专家证人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4 8条初步确立了一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专家证人制度。专家证言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广泛运用的证据形式 ,在诉讼中正确认定、采信专家证言 ,可以保证司法裁判的正确合法     

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否有必要成为行政诉讼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行政诉讼单纯裁判的弊端、行政诉讼调解的功能优势、行政诉讼司法判决与和解的功能互动与互补、行政审判实践以及行政法理论的发展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行政诉讼确立调解制度初探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是行政诉讼特有的制度设置,这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强调“公权不可处分”,但这一规定既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关于行政纠纷的处理,也不符合处理WTO规则纠纷的要求,因此只有在行政审判中确立调解制度,才能使行政诉讼的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监察委员会刑事调查管辖制度初探

2018年《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管辖制度,迫切需要规范解读、完善,将之改造成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刑事管辖的法律规范。监察刑事管辖的案件必须具备主体为公职人员、行为为职务犯罪两个方面的要素,以分案管辖为原则,体现权威高效的特点。刑事诉讼法修改保留了检察机关的部分侦查权,首创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机关共同管辖制度,应当建立相应衔接制度。监察刑事管辖应当规定并案管辖制度,明确监察机关拥有单向并案权与强制并案权,但应当规范并案管辖的案件范围、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监察委员会与其他机关的分案管辖中,一般采取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规则。主从配合中也应当完善程序衔接,明确不能同时采取留置措施和强制措施,适当打破调查范围的界限,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