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浅谈中国式婚姻与生育

通过描述分析法和均值比较法分析中国婚姻特征与生育特征。结果表明:学历与年龄对中国男女的初婚、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中国式婚姻具有男强女弱的色彩。就生育特征来说,目前中国的实际生育数和理想生育数都在减少,中国家庭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生育数,中国人从较强的男孩偏好转向儿女双全。     

晚育有利于子代的发展吗?——基于CEPS数据的多维度考察

在工业化进程中,婚育年龄普遍延迟,这一趋势在我国也日益凸显。考察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发展的持久性影响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课题,且大多数研究认为,父母晚育的子代发展更具优势,但基于我国情境的相关评估却有待填补。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检验了两者的关联后发现,在大多数指标上,父母生育年龄与子代青春期的发展状况呈现明确的"倒U型"曲线关系:父母在26-29岁孕育的子女在青春期多个方面(尤其是教育成就)的发展最佳,而父母过早或过晚生育的子女,在发展环境和发展成就上更可能处于不利水平。子代的构成、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可部分解释上述不利处境。     

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伦理现状研究

采用自编问卷对93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孩子性别上没有明显偏好,计划初育年龄大部分在25岁以后,并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生育二胎意愿;大学生对同性恋家庭模式持包容态度,对丁克家庭模式也未有明显反对倾向,大学生在"借腹生子"问题上普遍持反对态度,在人工流产和大学生捐献精子问题上则持保守态度。结论当代大学生在生育意愿上表现较为理性、客观,大学生更加以个体为本位,在生育行为上,个人利益权重正在增加。大学生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正在减小,在生育伦理上持更为开放态度,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所以,当代大学生在生育伦理观念上传统与开放并存。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以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为例

从19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再到现在的全面二孩政策,政策调整的背后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过对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部分地区的城市居民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尚可,但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年龄等成为众多居民不愿生育二孩的现实因素。在此调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为相关部门完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政府生育伦理责任的内涵及实现

在生育的社会性日益凸显的今天,政府作为人类整体利益的＂守望者＂,理应肩负起最重大的生育伦理责任。政府生育伦理责任主要表现为依据＂善＂与＂正当＂相结合的伦理思维路向,履行适度生育、优生优育、生育补偿、生育技术等方面的伦理责任。若欲政府承担相应的生育伦理责任,必须树立生育伦理责任意识,形成生育伦理舆论,加强生育伦理责任管理。     

低生育村落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

文章比较了低生育村落社区青、中、老年人三类人群的生育意愿差异,证明目前村落已经初步形成以“少生”、“优生优育”、“男女平等”、“女孩也是传后人”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生育文化。但新型生育文化还不成熟,村落仍然存在使超生出现反复的条件。     

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制度未来走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持续增长,保障功能稳步完善,制度发展更为可持续。然而,生育保险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发展表现在城乡结构发展失衡、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群体结构发展失衡、性别结构发展失衡;不充分发展表现在覆盖范围不充分、待遇给付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进入新时代,我国低生育风险正在日益凸现,要根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在“二险”合并实施政策指引下,坚持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理念:公平、正义、共享,把握生育保险改革的三大要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调整支出结构,发挥生育保险制度在二孩生育行为与意愿中的利益导向功能。     

多重角色对现代女性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09年在北京、武汉、石家庄、广州四城市的1102位年龄在18-6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样本,探讨了多重角色对现代女性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根据角色替代理论、角色互补理论和角色组合紧张理论所提出的理论观点,检验了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居住情况和生育子女四个变量的特定组合对现代女性健康所产生的交互作用。研究还进一步检验了女性在不同生命周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同健康的关系,以及年龄和工作类型的相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生育观研究

大学生对生育行为的看法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未来居民的生育行为。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性别偏好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出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针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多元化的现象，提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育观的建议。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的“互相关”——一个经济学分析视角北大核心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是一个互相关过程:二孩生育对城市妇女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同时城市妇女就业参与也会降低二孩生育水平。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主要原因是二孩生育与妇女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高和生育的边际成本高。缓解城市妇女生育和就业的矛盾,经济措施包括转移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实施家庭津贴制度、规范和发展家政服务市场。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的“互相关”——一个经济学分析视角

二孩生育与城市妇女就业是一个互相关过程:二孩生育对城市妇女就业存在负面影响,同时城市妇女就业参与也会降低二孩生育水平。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主要原因是二孩生育与妇女就业的相对机会成本高和生育的边际成本高。缓解城市妇女生育和就业的矛盾,经济措施包括转移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实施家庭津贴制度、规范和发展家政服务市场。     

中国生育水平预测与生育政策展望

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存在争议,而未来总和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生育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矫正过的生育率数据,使用随机预测方法,对1998年以后的生育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到202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降低到1.3的超低生育水平.在介绍当前生育政策争议的基础上,讨论了其它低生育水平国家的经验和对策,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菲律宾的三个烙印

西班牙殖民者的最深烙印：天主教 天主教塑造了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生育、生育、生育。1521年，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在菲律宾南部的宿务登陆，宣布这些岛屿为西班牙所有，并且开始大力传播天主教。     

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不再当“亿万人口大省”

在四川广大农村中，“人丁兴旺”，已经得不到大家的赞赏，甚至会被看成是愚笨的行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要解决好反弹力大的难题。 曾经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四 川，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 近一二十年中，在转变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和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效。 这期间，四川实行了比全国其它省份更严格的生育政策；按该省上一次人口生育高峰的生育水平计算，严格的生育政策，使四川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少生了３２８４万人。四川在全国的人口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目前，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中，控制人口好、生育水平低的省区有１０个…     

子女性别结构、家庭经济约束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兼论代际和社会阶层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到"子女性别结构"与"家庭经济约束"的共同影响。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不仅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而且存在"儿女双全"的想法;具有相同性别结构的生育意愿要高于不同性别结构的;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限制了流动人口继续生育的意愿,性别结构中含有儿子的生育意愿要远低于性别结构中都是女儿的;"男孩偏好"与"家庭经济约束"交互作用使得流动人口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三个;老一代与新一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阶层的提升能够增加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倒U型关系。     

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量的低生育率之忧及化解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低生育率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我们担忧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应围绕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女性经济独立与女性生育工具性的矛盾；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与生育负担的冲突；生育由“养儿防老”的家庭需要衍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新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尊重个体、保护个人权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应从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顶层设计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智能化，解决育儿、养老者的后顾之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鼓励年轻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减少女性生育风险，化解生育焦虑，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该省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之一。通过运用湖北省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市的调研数据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证实二孩政策能够基本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鄂州地区,运用该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不同实施方案的二孩政策下对该市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孩间隔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等方面优于现行政策和无间隔二孩政策,该政策对于解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的人口问题仍然具有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