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治理念看弱势群体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

善治就是要实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两者都达到最佳状态.对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救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保证,基本权益得以维护,是善治理念的内在要求.社会救助中政府责任的回归则是善治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考验政府善治能力的标尺.     

善治视角下公共组织共享领导模式的构建

知识经济的到来,催生了与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公共组织治理理念—善治。而善治理论的提出也对公共组织的领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达到实现"善治",公共组织必须顺应时代要求构建新的公共组织领导模式。共享领导正是基于"善治"的基本理念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领导模式,其价值内核与善治的追求是基本一致的。在公共组织中引入共享领导模式,不仅有利于公共组织本身的完善与发展,更是公共组织实现"善治"目标的一条新路径。     

农民赋权与村庄善治

村庄善治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村庄善治不同于传统农村管制模式的一个根本之点在于农民本位和村民自治,而要实现村庄善治以及村民自治需要改变目前的权利配置方式与权利结构,向农民大幅赋增权力。农民赋权可以极大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和能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村民自治和村庄善治的必然选择。     

我国拆迁行为合法化研究——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善治是二十一世纪公共治理的新目标,也是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相结合的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目前的公共治理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共治理的回应性不足,效率不高,责任性不强,法治程度低等.就当前我国的公共治理来说,拆迁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公共治理问题在拆迁中凸显无疑,且极具代表性.实现善治,首先要在拆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公共治理积累经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善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作为公共治理突出难题的拆迁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也为善治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提供经验和借鉴依据.     

培育公民社会 推动善治模式的普遍建立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可见,公民社会是实现善治的现实基础;反之,公民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善治的形成。因此,如何建立和完善良好有序的公民社会,提升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锻造良好的公民品质和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对于推进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     

善治:中国的思考——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范式

人类发展理念与全球化进程的整合产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善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必然选择。     

公共治理评价指标:国际组织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公共治理评价是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考量善治实现程度的有效手段,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科学、有效,是治理评价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的关键.     

基于公民社会视角的善治政府构建

善治依赖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的良性运行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与社会互动,并推动公益事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排斥公民社会的发育,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它们使得公民社会组织协调性不足.为构建善治政府,应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完善并强化对公民社会的扶持和规制.     

善治目标下的中国政府行政改革

善治是建立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基础上的、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模式 ,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行政管理的需要。以善治为目标推进中国政府行政改革 ,是政府适应行政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也是行政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这一改革是政府制度的全面创新     

行政透明化：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

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善治理论得以提出,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相关国家实践的结果来看,“善治”政府是符合现代社会历史发展需求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必须提高善治水平,而善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行政透明化建设。可以说,行政透明化是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善治视角下我国行政透明化建设的思路在于:首先,要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其次,要加强国家立法,尽快制定并完善关于行政透明的相关法规;最后,要加强电子政府建设,充分重视网络对行政透明化建设的影响。     

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冲突化解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包容性发展"渊源于2007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不仅指经济上的增长,更指社会管理方面协同地善治,合理地化解社会冲突,以达到社会和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     

“善治”概念的核心要素分析——一种经济方法的比较观点

善治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学范畴之一,这一最初由学者倡导的政治理想已经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但对于善治的意义以及善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学者之间仍有争议。本文基于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跨学科比较的方法,从公共产品最优供给和分配正义两个角度,得出了善治实现的四个基本条件即:政治上的竞争和退出的压力;公民偏好的表达和选择权;第三方社会契约的约束;信息透明下的分配正义;并发现,四个基本条件实质上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民主与法治原则。已有的善治的十要素也可以进一步被规约为四原则或民主与法治原则。结论认为:认为善治是对民主的抛弃和用民生代替民主的批判是不正确的。善治内生地包涵了民主与法治原则,善治的实现必须通过民主和法治。     

论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基于善治理论缺失的考察

自善治理论被引介到国内以来,针对其在中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是,人们大都把目光集中在善治理论与我国国情的适配性上,而很少对善治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反思.然而,一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我国的地方公共管理,起决定作用的是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成熟性.善治理论在哲学基础、价值取向及对待官僚制的态度上都存在着一些偏误和不成熟之处,因此,如何科学地借鉴善治理论,成为在地方公共管理实践中所应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公共服务均等化“善治”取向下的理性选择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及其“善治”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共管理研究语境和改革实践的普遍诉求。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状态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严重偏离了公共管理的善治取向。本文基于不同于公共财政范畴善治框架，以公平和效率为尺度，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的合理性，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公平取向和效率取向，达到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中国政府应该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善政”体系建设与“善治”能力提高

自从有了国家及政府以后,"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必须不断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善治"能力。     

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