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论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工具理性思维——兼谈价值理性思维对发展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性

工具理性思维对中国政治文明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背后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指出这种工具理性思维具有正面与负面的作用,并提出要关注价值理性的作用,尤其要把握价值理性思维在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运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作为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虽然他没有使用过“理性化”或“工具理性”等词语,但他的著作中也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理性化批判的丰富思想。本文拟从工具理性张扬及其导致的非理性后果,资本主义价值理性的发展和局限,理性化与对内奴役和对外侵略扩张在逻辑上的互补、一致,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根源及其解决等方面进行挖掘和梳理,从而与韦伯的理性化思想进行比较,以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批评．对当前的全球化形势有更清醒的理解。     

从社会合理化审视现代性的发展及中国现代化

现代性从启蒙之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阶段;二是现代性反思阶段。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完善社会合理化,其性质应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全面发展的社会范式理性化过程,其基点应是个人的科学知识、道德实践知识、审美表现知识的有效发挥,其目的应是人的个性展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实现。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为导航,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要以审美理性为目的。我们国家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阶段,首先要以启蒙理性精神推动社会合理化。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世界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挑战,要坚持现代性第二阶段反思性社会合理化的新宗旨,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面向人类未来的超越性。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文明生态人主体的塑造

"文明生态人"与"生态人"相比,是对"生态人"人格的升华,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性的现实人格,是一种具有整体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和有限理性的行为方式"始终"统一的文明生态人格。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文明生态人",对其进行塑造,这不仅能够丰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也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现代化,更能够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启示

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导致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灭价值理性使社会交往陷入困境。哈贝马斯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摆脱现实交往困境,化解人与人的冲突,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在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社会和谐,富有启示意义。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改革研究

《公文写作与处理》是一门着重培养受体写作技巧和能力的大学实践应用类课程。当下的课程建设多以工具理性作为行为指向,无论是教学目的的预设、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计还是最后教学评价,无法满足大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只有在价值理性统摄下,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评价体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使该课程教育走出变相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真正达到大学教育育人与成才的培养目标。     

经济的理性化与理性化的经济 --与张觉力同志再商榷

如何科学审视和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失误,不仅是个认识论问题,而且是个方法论问题.通过对经济的理性化与理性化经济的透视及分析,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发展中认识所出现的失误,其根源在于方法论,尤其是经济运行方法论.因此,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我们的经济活动进入理性化状态,用理性化的价值标准科学审视和正确对待一切经济活动及经济行为,应视为经济感性与经济理性相结合的焦点.     

理性的缺憾及对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反思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

对公共利益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一个让理论界与实务界深感困惑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关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人道理性统一体的实践理性,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选择.     

媒体“去理性化”现象探析

媒介的“去理性化”行为是相对于媒介的理性行为而言。媒介正常的行为即理性行为。媒介行为可以界’定为对信息的采集、制作以及传播。正常或者说理性媒介行为正确、真实、公正地对信息进行采集、制作以及传播。而相对理性行为，“去理性化”行为是指：大众媒介在其运作中有意识、无意识地采用夸张、曲解、捏造等手段，对信息片面性的采集、制作、传播，形成有悖于公正、真实等原则的媒介行为。     

理性与乌托邦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理性与乌托邦既相矛盾,又辩证地统一于现代化实践中。工具理性是乌托邦理想形成的根据,乌托邦理想体现了理性主义与人文关怀的统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应当在理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反思与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时过于执着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工具理性膨胀下人们的被迫选择,而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人类一直都是在以解释力的强弱去选择他们的思维范式,换言之,人类一直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一直是人们的思维范式。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文化工业现象反映了文化的同质化趋向,而这一趋向的根源却并不单单是工具理性,更是文明发展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们也能在中国古代中找到文化工业的某些影子。需要辩证看待工具理性才能形成对工具理性的正确评价,促进社会的发展。     

思维方式的演进与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演进是推动公共事务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动因。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客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民主、自由的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客体—主体的思维方式,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封建专制的治理方式;近代以来形成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过度依赖科技理性的官僚制的治理方式;当代的主体—主体的思维方式,催生了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协商互动的治理方式。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力图在政治与行政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改变政治与行政分离导致的政府价值取向的迷失;力图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平等互动的关系,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主体—客体思维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必须加快思维方式的转变,在主体—主体思维方式所昭示的理念下,探讨适合我国特点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浅析邓小平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摒弃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关系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坚决摒弃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重新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确立起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自觉调整和变革旧的思维方式,树立起辩证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