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期法家和法家思想新探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法治＂思想和出现了法家人物,但学术界主流观点把管仲当作法家的先驱,对法家子产不用法家称谓,对另一法家范宣子则只是作为孔子法制思想的陪衬。本文认为,管仲不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先驱,早期法家是子产、邓析和范宣子。子产是第一个法家政治家,范宣子是第一个法家思想家,邓析是第一个私身法家（律师）。     

法家法治思想辨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法治国＂。历代的很多政治改革家也为实施以及发展法家的法治思想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为实施国家法制变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本文首先论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体系,继而分析了其优劣势,最后本文结合当今现实阐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

法家思想是披着法治外衣的专制思想,本质上是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用严刑峻法来推动这种专制工具的运转,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的目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谨防在法治的名义下行专制事实,治国不能用重典,刑罚的设置上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宽缓化。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的流变与整合

中国古典社会管理思想是在儒、法、道三家管理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在理论上儒、法、道的思想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为融合、补充,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容法家、道家学说的独特的封建社会管理思想,在实践上形成内用黄老,外示儒术,体为法家的传统社会管理体系。     

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成本管理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结合已日益成为众多学者探讨和研究的重点,儒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对创建节约型企业、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儒家、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进行梳理和剖析,汲取其精华,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有效发挥其在现代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与专制君主的关系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儒家真的受尊了吗?今天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火力应该全集中在儒家身上吗?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继续商榷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是以法家为官方思想的。秦朝灭亡后两千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统治者一直以儒家为官方思想。然而法家的作用难道消失了吗?否！我认为,法家不但在继续起作用,而且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把儒家思想当     

中国先秦法家的法哲学思想初探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对我国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和法律实践产生了最大的影响。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改革家、思想家、政治家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法哲学思想方面,法家为中国古代法律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比拟的贡献。     

“坐收渔利”的道家——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新看“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一直被认为是儒家与法家的战争,但从道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状况看,道家也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更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秦时,法家主操大权,道家是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汉初,儒家思想被法家所打击得苟延残喘,法家为历史所唾弃而被弃如敝屣,而道家思想上升为主流思想,被统治者所接纳。可见,在这场历史的劫难中,道家参与其中,却又毫发无损,且坐收渔利,登上了自己发展史上的高峰。     

儒家法家预防犯罪教育思想及其对现阶段社会犯罪治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分别提出了利用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来预防犯罪的思想,其虽然各有局限性,但经后世各朝将二者结合。对预防犯罪起了较大作用。总结儒家、法家预防犯罪教育思想,借鉴我国各朝代预防犯罪教育的经验,对预防和治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