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极端化视域下青少年涉恐犯罪防范策略研究——以“丹麦模式”为例

青少年极端化是指青少年群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最终在其支配下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过程;青少年去极端化即通过改变青少年的态度和信仰,使他们放弃为恐怖主义行径辩护的意识形态及其暴力极端行为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作为欧洲青少年去极端化实践的典型,丹麦将青少年极端化现象视作社会融合不充分、边缘化群体融入度不高的结果,进而在该思路指引下构筑起一套旨在防范本国青少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强化社会凝聚力与增进国民对传统价值认同感的去极端化防范机制。"丹麦模式"以"预防青少年极端化计划"为中心,结合相应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具有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反对一切极端主义,"标本兼治"、"预防为主",突出重点去极端化目标,"柔性"与"刚性"干预措施并重的基本特征。     

我国“柔性”反恐去极端化路径研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我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寻求应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治本之策,开辟出一条宏观预防和微观矫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柔性”反恐路径。宏观预防与微观矫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举国体制下的实力建设、全民动员、综合治理等手段,实现了对恐怖主义的有效预防;通过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对涉恐极端化人员的人性化管理、科学施教、职业技能培养,成功实现了对涉恐极端化人员的矫治。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的宽严相济、保障人权,预防和矫治相结合的“柔性”反恐去极端化路径是成功的,为全球贡献出中国经验。     

法治视阈下宗教极端主义的中国治理

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的蜕变,在我国新疆地区,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沆瀣一气,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以及内外部影响因素的,而且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更加剧了极端思想的传播。因此,可以借鉴外国治理宗教极端主义的经验,从政教关系和利益分层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问题,依据我国国情,从立法、政策、思想"三位一体"去极端化,实现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治理。     

中亚国家“去极端化”的主要做法及启示

遏制、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消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暴力恐怖思想根源的治本之策。近年来,中亚各国不断加大"去极端化"社会治理工作的力度,取得了一些成效,积累了一些值得思考与借鉴的经验。从国家层面制定长期的反极端主义规划或纲要、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加强区域内的"去极端化"合作势在必行。     

塔吉克斯坦应对宗教极端主义举措探析

宗教极端主义在塔吉克斯坦的活动呈现出活动主体多元化、活动方式国际化以及威胁程度增大的新态势。塔吉克斯坦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举措包括依法严厉打击、加强宗教事务和社会生活管理以及拓展打击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府政策的反效果限制反极端主义措施的效果。塔吉克斯坦去极端化的政策并未遏制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态势。     

论可接受性理论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

可接受性理论是指在法律的发展过程中，法律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被大众普遍认可，人们愿意按照法律制度的规定去行为，并自觉地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乐意用法律制度对人们之间的行为进行价值衡量的理论。可接受性理论是民间法生成发展的重要机制；是国家法强制性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是衡量我国法治进程的一把标尺。     

反恐视角下的极端主义动力机制研究

极端主义思想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借助于网络等新媒体形式,国际恐怖组织利用极端思想,迅速实现人员招募和组织的扩张。而极端思想传播的本质是个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感染,转而激进化、极端化的过程。针对个人极端化进程各个环节和不同特点,"去极端化"工作以及反恐策略应当适时调整,灵活处置;将工作成效落实到个人。     

论法治行政及其基本原则

法治行政意味着法律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至上权威,行政权力的运作受法律的支配,对行政行为司法部门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适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行法治行政,必须遵循行政行为以法律为界线、行政法规和规章不得代替应当以法律规定的事项、法律的平等保护、行政救济、职权与职责相统一等基本原则。     

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行政行为作为国家机关公法行为的内在属性.在我国,传统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与相关法律规定难以吻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与撤销界限不清,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不力,行政行为无效标准是保证公定力符合法治、正义原则的关键.     

反恐视阈下试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兼论佛教中存在的个别性极端现象

恐怖主义活动业已演变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在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时需要厘清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宗教极端主义的的核心在极端化而不是在宗教。同时,不能把宗教极端主义"冠名化"与特定化,反对的是一切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法治建设

近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各个领域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改进，一个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体现全人类法治文明和进步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正在形成。在“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在全国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建设法治，其环境是十分优越的。其动力是十分强劲的，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举世公认的。但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的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但也应当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诸如不顾法律的规定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采利用，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执法谋私、司法谋私等现象依然无明显改观。因此，笔者主张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应当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构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法律体系。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研究之一：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之探讨

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而对同一案件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在对犯罪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上出现了差异。从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考察，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内在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     

身份认同视角下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化模式比较

虽然聚居区与散居区的穆斯林群体都出现了极端化现象且影响日渐扩大,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模式。中东穆斯林群体因外国军事存在和西方文化冲击而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威胁感知,部分穆斯林在对自我身份、他者身份和解决方案的建构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极端化转变;欧洲穆斯林群体则因处于两种身份和文化的长期割裂状态而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部分穆斯林在质疑身份和重新确认身份的过程中,因受制于持续被剥夺的现实和极端主义思想的煽动,形成了对极端身份的自我认同。只有全面客观认识穆斯林聚居区和散居区极端化模式的差异,才能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去极端措施。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对自贸区法治创新的立法反思——以在自贸区内“暂时调整法律规定”为视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创新的制度需要,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授权国务院在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但暂时调整法律规定并非法律修改,作为一种非法定的授权立法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暂时调整法律规定的立法授权,在授权主体的合理性、被授权机关的适当性和授权内容的合法性上皆与现有法律规定存在冲突。在未来自贸区的法治创新中,必须正视自贸区发展的法治瓶颈与长期性,防止代议制立法模式下行政权力的僭越。通过推进以《立法法》为突破口的多途径改革,获得变通执行法律的空间,并借助法解释学助力自贸区法治创新的实现。     

反极端主义立法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展开

极端主义具有相对独立性,应将其从宗教、民族或恐怖主义的范畴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域外的反极端主义立法有单独型和融合型两种模式,主要内容集中在专门的反极端主义法和刑法典中,总体上形成了"战略性文件+基础性法律+配套性规定"的三级联动的立法体系。我国的反极端主义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指向不明、概念不清、内容单薄、体系尚未成型等问题。对此,可以参考域外立法,遵循"三步走"战略,近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反极端主义战略性文件,中期制定专门的反极端主义法,远期完善相关的附属性规范,最终构建起一套系统协调、衔接有序、运行高效的反极端主义立法体系。     

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北大核心

沙特非常重视"去极端化"反恐策略,其逻辑线路是通过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沙特"去极端化"的内容包括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分为集中改造和回归社会等阶段。沙特的相关策略具有针对性强、社会辐射面宽、与"硬反恐"策略相互配合等特点,但也面临"去极端化"的思想武器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借鉴沙特的经验,国际社会需要从整体把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     

法律职业伦理的再反思——从外在要求到行为哲学

法治秩序的构建,离不开法律伦理的培育。法律伦理乃规范法律专业行为的特殊规定。基于专业的原因,法律伦理的要求不同于大众伦理的要求。对法律伦理的背离缘自法律人对自身角色及其所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自信,这实际上是法治危机的表征。法律人由于追逐社会良心而游弋于法律之外,这种看似正义凛然实则粗糙的司法行动难以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也难以树立司法的威严。矢志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人不仅要把法律伦理当成一种规定,更要把它当成身体力行的行为哲学,把它当成须竭力实现的信仰般的高尚追求。     

沙特“去极端化”反恐策略评析

沙特非常重视"去极端化"反恐策略,其逻辑线路是通过改造极端分子的思想观念、促使极端分子回归社会以阻止恐怖主义在沙特的蔓延。沙特"去极端化"的内容包括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分为集中改造和回归社会等阶段。沙特的相关策略具有针对性强、社会辐射面宽、与"硬反恐"策略相互配合等特点,但也面临"去极端化"的思想武器等多方面的重大挑战。借鉴沙特的经验,国际社会需要从整体把握"去极端化"反恐策略。     

和谐法治视野下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展望

我国和谐法治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已经有了诸如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对象的全面化、政府为主保障儿童权利等方面的发展，但也仍然存在少年司法依附成人模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等不足。未来应当完善适合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实体法、程序法，健全少年司法的法律体系，补充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规定，明确未成年人权利主体地位，构筑全社会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信仰，以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