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政策变迁过程:三重路径的分析

倡议联盟分析框架、多源流以及间断—均衡理论作为主流的政策过程分析路径,从不同的视角对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了解释,以焦点事件、观念变迁以及政策目标的调整为元素的关键点解释了政策变迁的动因;政策企业家的概念则进一步解释了政策变迁过程中的行为。三重路径对政策变迁过程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策变迁,但基于西方社会的制度背景,政策变迁的过程难以摆脱制度情境的影响,需要对三重路径分析中国问题的适用性做进一步讨论。     

欧盟制度运作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当今的欧盟具有多层面、多中心的制度体系,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富于启示的制度建设样板。在欧洲制度研究中,作为新制度主义三大主要流派之一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研究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界定为一种正式的规则,以偏向于经济理性主义的方法分析欧盟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解释优势进一步丰富了欧洲一体化理论,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     

渐进转型中的区域边际制度变迁

诺斯的制度边际调整式理论已难以解释中国的转型经验,中国的大规模制度变迁选择边际—过渡性制度变迁为起始点,只要这些制度充分利用区域竞争机制和制度学习—扩展效应,不断突破无效率的路径依赖,就能向目标制度靠近。中国经验对常规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充实,可以提高它对大规模制度变迁现象的解释力。     

间断—平衡模型：长期政策变迁的非线性解释

政策变迁并非只是渐进的过程,重大的政策转变和政策中断也时常发生。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渐进主义模型只强调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忽略政策的间断性变迁。建立在库恩科学范式基础上的政策研究不仅关注政策的渐进性变迁,而且也关注政策的间断性变迁。＂间断-平衡模型＂建立在有限理性决策和制度结构基础上,认为政府政策制定具有稳定性和间断性的特点。该模型有效解释了长期政策稳定过程中伴有偶尔急剧变迁的现象,为长期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本文介绍了＂间断-平衡模型＂的缘起、理论基础、核心观点、解释过程等几个方面,最后对模型进行简要评述。     

霸权国对多边主义制度的有限参与——以冷战后美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本文首先对霸权国家参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原因进行简要的理论回顾,然后通过冷战后美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个案考察霸权国家有限参与多边主义制度的行为与原因。本文认为,由于对政策自主性的约束是多边主义制度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以及对霸权国家产生合法化效应的重要来源,约束程度较低的多边主义制度虽然可使霸权国家以低成本的投入参与其中,但也会造成低收益的预期。此时,霸权国家就会选择有限参与。     

比较政治视野下历史制度主义论析

作为比较政治学范式沿革下的一个范式创新,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与解释路径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已成功取代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对比较政治学有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的耦合、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关键节点等方面,对比较政治学中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探讨。     

地方创新、治理变迁与国家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政策试验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机制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家整体性制度变迁层面上解释了地方创新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却忽视了那些既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也没有消失的地方创新,没有探讨地方创新在推动地方治理变迁层面上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实践中,那些没有获得全国推广却在局部地区发挥作用的地方创新更具普遍性。地方创新除了可能由点到面推广至全国之外,是否对地方治理变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构成推动国家治理的另一种机制？新泰市平安协会和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实践,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警务供给生成路径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主要特征就是关注宏观脉络并分析历史过程。它为解释警务政策等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依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遵循其“制度——理念——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逻辑,从路径依赖产生的治理惯性、警务理念过度推崇工具理性,以及供给行为选择面临公共性流失三个层面,对警务供给的生成路径进行梳理,应推进警务供给制度理性化、注重警务供给价值整合、创建公众参与警务模式,以实现供给制度优化。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的边界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对学科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整个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推动了方法论范式遵循着"密尔五法—量化研究—多元方法论范式"的路径发展,推动了理论范式遵循着"国家中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为代表的多元范式"的路径发展。但是,量化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阻碍其进一步发展。为解决统计数据真实性、学术研究独立性、研究议题解释性等问题,研究者需要以"解释政治现象"为研究目的,以"实证主义、经验分析、比较研究"为研究路径,以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来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设计中结合定性、定量、质性比较研究的优势,构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     

对政策网络研究的理论审查

政策网络分析路径有着宏伟的抱负,试图调和多元主义与反多元主义、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的矛盾,超越以往的公共政策研究范式。但就其现状来看,政策网络分析的这种雄心并不成功,它为此而丧失了理论的严谨性、并未脱离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两难困扰。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政策网络分析的解释力受到限制,因而也招致了激烈的理论批评和质疑。政策网络研究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其对政策选择的解释力,具体方向是走向制度主义和回归网络本质。究竟何者更优,既需要理论的争论,也需要实践对理论解释力的继续检验和鉴定。     

区域城市一体化的政区逻辑:政区治理化与治理政区化

区域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体现国家战略的重要路径,而实现这一路径的核心难题则是推进区域城市的一体化治理。尽管传统的单一区划调整由于其诸多制度弊端受到学界的强烈批判,并生发出诸多以不动区划的区域治理理论予以解释并应用,但行政区划调整在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中仍有其制度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体现在传统区划调整从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两方面的转变,一方面是从制度供给角度进行政区政策工具的扩展化改造,另一方面是在制度需求角度将区域一体化对政区的空间逻辑需求叠加上政治逻辑需求。由此,区域城市一体化中的政区治理化和治理政区化构成了弥合行政区划在理论上失灵和实践中管用这一张力的解释路径,也同时为区域城市一体化的现实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政策路径。     

超越结构与行动——政策网络理论发展路径反思与“结构化”分析框架建构

随着政策问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提高,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的主要范式,如何发展和完善政策网络理论也随之成为政策网络研究的重要主题。不同研究路径均尝试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即政策网络的产生、维持和变迁,政策网络和政策过程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政策网络和政策变迁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解释和回应。尽管西方政策研究者通过政策网络类型学和行动者模型对政策网络理论进行了完善,但以上两种路径在对“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问题的处理上存在明显二元对立的倾向,因而无法有效回应政策网络理论的关键问题。引入结构化理论之后,上述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政策网络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都大幅提高。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欧美日发达国家财政支农的经验值得借鉴，虽然国外与我国的国情不同，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补贴政策、支持政策、立法支持、援助政策、公共政策等，可以为我国农村制度创新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国家兴衰、包容性制度与全球平等--以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理论为例的分析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制度论是一种用于分析国家兴衰之源的重要视角。这种制度论认为制度可以被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繁荣,汲取性制度应该转向包容性制度。该制度论存在一些解释的限度问题以及一种循环论证的倾向,在包容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发展和全球正义,是一种解决全球不平等的较为有效的方式。     

关于党政干部“弱势群体”问题的现实思考

党政干部＂弱势群体＂是指官场中的边缘人,是处于工作＂边缘化＂、人员＂地域化＂、思想＂程式化＂状态的党政干部。党政干部＂弱势群体＂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更有干部自身的原因。这一问题的产生,其负面影响是消极而严重的,我们必须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层面予以重视和解决。主要路径是：一是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二是构建科学的干部考评与选拔制度;三是干部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自觉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科学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如何总结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相关范畴，不能认为是对历史事实和经典作家理论思想的科学概括和严谨归纳，对此理应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学”学者所提出的问题多半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理论家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独出心裁地构筑什么“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而是深刻总结“十月革命”以来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后发展国家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从严治党：中国特色廉政建设道路的核心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对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示范力、引导力、作用力,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廉政建设上更是如此。中国特色廉政建设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从严治党。目前在从严治党上还存在着一些有形无形的思想障碍、既得利益困扰、制度创新缺失等。坚持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就是着眼于从严治党的制度机制问题,尤其是着重研究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制度创新问题。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可行途径（下）

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和近年来面临的困境激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浓厚兴趣和很大争议。许多理论强调乡镇企业发展背景的特殊性,认为其发展经验不可能一般化。如果不是把乡镇企业中界定模糊的产权视为静态的制度安排,而是把他作为与外在制度环境相适应而变动的内生制度创新因素,那么,不仅能够解释乡镇企业何以产生并一度取得惊人的增长,而且能够解释他们何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增速趋缓。乡镇企业发展中动态的制度创新过程和发展绩效显示,他可以为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结构都不完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农村工业化提供一种可行途径。     

解析公共部门中的“代理机构化”扩散现象——基于政策转移的分析框架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开始将大量公共事务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半自主、分散化执行代理机构去，这种做法在随后15年间逐渐扩散到其他众多的欧美、亚洲和非洲国家，全球出现了一场持续的公共部门“代理机构化”浪潮。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代理机构的理念超越了各国政治行政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全球不断流行，即便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代理机构化会加大公共部门的协调与控制难度？本研究把公共部门中的“代理机构化”扩散现象置于由五个关键性问题所构成的政策转移分析框架中，通过研究代理机构化扩散的缘由、路径、推动力量、作用机制和具体内容，来对这场影响广泛而持久的公共部门改革进行深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