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机制及其制度完善

第三次分配起始于个人，也结束于个人，个人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需求主体和参与主体。个人可以通过捐赠、消费慈善产品等方式参与第三次分配，但其是否参与将受到自身经济实力、参与意识、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政府的引导培育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撑，在坚持分配正义理念的基础上，法律通过确权、激励、保障、防范和救济五种机制作用于第三次分配。对照这套法律机制的要求，我国必须作出降低慈善组织准入门槛、明确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     

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法律促进——基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的分析

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由社会主导,主要通过慈善捐赠来实现。为促使公益性捐赠制度化和规模化,对于第三次分配这一游离于市场和政府外的第三域的分配机制,法律调整的基本思路是促进个人或企业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性捐赠,因此,政府要对公益性捐赠提供税收优惠。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规则是偏离基准税制的诱导性税法规范,性质上属于"促进型法"的范畴;为了均衡保护纳税人、捐赠者和公共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减让税收利益必须有所限制,"法定限额内的捐赠准予扣除"的规则划定了政府减让税收利益的界限,有助于实现公平分配。     

浅析现阶段发展第三次分配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在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考察第三次分配的路径选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当前完善第三次分配重点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层面,而关键在于社会文化与环境层面,其次是制度的支持与法制的完善。     

浅谈我国收入第三次分配若干问题的经济法调整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靠个人和企业自觉自愿,但是从经济法方面看,税制不完善、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第三部门发展不健全等若干法律问题也严重抑制了我国第三次分配作用的发挥,因此可以用经济法调整这些问题,从而促进收入第三次分配。     

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及其法律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部门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益加深.第三部门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明显滞后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优化我国第三部门发展的法律环境,必须处理好第三部门的重要作用与其法律地位之间的矛盾、第一部门的扶持与限制之间的矛盾、严格的登记注册与宽松的日常监管之间的矛盾.     

山东省公证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

山东省公证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2007年12月29日在济南召开。 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山东省公证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报告、《山东省公证协会章程（修订草案）》、《山东省公证协会会费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公证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及其法律调整

财富分配不公是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难题。针对该问题,有学者仅从财富分配正义的单一价值目标展开有关探讨,而忽略或较少涉及到风险分配不公的问题。由于社会分配的对象既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也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因此,社会分配正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亦应相应地包含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的双重路径。基于此论点,本文探讨了财富分配正义和风险分配正义各自不同的运行机理和两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并从法律调整的层面上提出和论证了财富分配正义中的"机会正义"和"结果正义"问题以及风险分配正义中的"归责前置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问题。     

美国第三次冲突法重述之萌动

在上个世纪末 ,美国冲突法理论及实务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大讨论 ,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法革命的开始。虽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美国司法界的欢迎 ,但随着冲突法的发展 ,理论界逐渐认识到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如何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属地规则的关系以及如何解决其理论上的困境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尤其是在侵权领域 ,学者们对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检讨和分析 ,力图构建新型的侵权冲突法规则体系。     

百尺竿头,何不更进一步?——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理论问题和具体规定需要深入辨析.利益平衡理论虽然被广泛应用于论证各方面的问题,但它仅属一种抽象的论证原则.互联网技术在促进作品快速传播的同时,也使著作权制度的溢出效应显著放大.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督促人们修改源自机械传播时代的著作权法规定.在概念、逻辑、语言、作品界定、权属、权项设置、著作权限制与集体管理等方面,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以促进著作权法更上层楼,成为我国著作权制度的良好支撑.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的相关权评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4年6月6日向社会发布关于《著作权法》修改的征求意见稿中,相关权制度的完善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涉及版式设计权、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等权利。本文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有关相关权的修改历程、修改方案和修改缘由进行梳理和评价,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期为《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相关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

干预是外力对某种关系或机制的一种介入。在法律中 ,并非只有经济法才体现公权的干预 ,民法也体现了公权的干预 ,只是两种干预在对象、功能、手段、广度、深度及有效干预的前提等方面有着差异 ,这些差异构成了民法与经济法的区别。文章主要探究了这两种公权干预的质的规定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法体系中几个有争议问题作了一点探讨。     

以公法之债解读我国社会保险税的建立——以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为视角

社会保险税不仅是税种法的重要组成,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环节,与一般的保险制度和税法制度都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以公法之债为视角,解读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税的性质,比较社会连带互助与国家责任理论的逻辑体系,从而推求社会保险中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划分原则,也即个人与国家债权债务关系之界定。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制度的历史演变,反思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缺失。在比较社会保险筹资制度差异和若干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依法治税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税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做到思必及法,言必循法,行必合法,树立依法治税的理念。制定税收政策不应溯及既往,税收政策法规口径应统一。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税务机关的办案能力和效率。加大税务执法检查监督力度,全面提高税务部门的执法水平。     

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立法途径与规范配置技术

立法者应妥当处理宪法与民法、行政法与民法、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以及民法典内部各种规范之间的关系,通过部门法的合理分工与互动来实现公、私法的“接轨”。宪法中的规范和纯粹行政法的规范是前置型强制性规范,不宜安排到民法典内部;为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的强制性规范是外设型强制性规范,应安排于民事特别法和行政法规中;为自治的私法行为设定最低法律要求以及铺设通往公法管道的强制性规范为内设型强制性规范,应安排在民法典内部。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辨——兼与董保华先生商榷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当下学界对二者的关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有的社会法学者对已有的经济法理论成果存在着重大的误读,本文对此作出了必要的回应,并指出经济法与社会法是有殊别的,二者在发展中不会达到归并与融合,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论税法的道德性——税法不能承受之重

现代税法具有浓厚的道德性,这种属性导致税法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一事不二罚"原则,使得衡量税收立法科学性的标准多样化和模糊化,不利于税收立法的完善。税法已经不能承担各种社会原则和道德准则的重负,应当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基础构建道德中性税法。     

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形态

基于外部环境及自身理念、结构、功能的变化导致的不同外观,现代行政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形态。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的第三形态,因应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新模式的产生而产生,通过国家任务、行政主体以及行为方式的社会化得以建构,并对发展和突破现有行政法制及理论提出了要求。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考察

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社会法是指国家为了救助弱者、反对歧视而制定的调整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总称。社会法的调整领域主要包括四方面 ,社会正义理论等构成了其产生基础。经济法和社会法是第三法域下两个并行的部门法 ,两者在产生时间、目标、调整对象、公平观、调整方式等多方面存在不同。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协调发展、相互配合     

略论民法基本原则的税法适用

民法与税法作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部门,在立法本位、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税收法律关系的公法之债性质,使民法与税法存在诸多联系。在税法立法本位转变为在实现国家公共职能的同时,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前提下,运用民法平等、意思自治、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公私法融合大趋势下税法领域研究的新课题。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是国情巨变的要求

为了应对时代的挑战和国情的巨变,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已经拉开序幕。要进一步推进著作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将之放在我国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大环境和我国著作权司法发展大背景中来考量,秉承积极、稳妥、科学和理性态度,正确处理好技术进步导致的经济关系变革、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文化发展等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权利保护、作品传播和正当使用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如此,方能构建起完善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培育国民对知识产权的普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