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归属浅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以采．进行了三次释法，有关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都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文对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法律备文的分析．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依据授权可以解释基本法。     

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安排,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初步展开,但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却使其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立法法》以专节规定法律解释问题,变相否定了现行法律解释体制,还原宪法对法律解释体制的安排并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和统一司法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解释活动,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其他有关机关则享有提出解释要求等权力,以作为对法院行使解释权的制约。立法法体制应当成为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基本方向。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刍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在基本法解释上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对于保证基本法的正确平稳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而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问题在最近的三次案例中都引起了颇多争议。本文先对有关的法律条文进行演绎分析,从而论证基本法的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可以解释基本法是缘于授权,对于自治范围外的条款需要提请常委会解释。再通过对比内地的法律解释体系和欧盟的先行裁决制度,并借助“法克坦姆案”来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无损于香港的司法独立。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

在我国,法律解释问题在理论上早已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然而对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问题在立法上还体现得不够明确,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学理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的问题,揭示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对完善现有体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权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的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如：“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     

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中的决议体制和立法法体制

现行法律解释体制是按照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构建的,在法律实施中形成了法律解释体制的多元格局和混乱局面。以《立法法》为中心的法文件群则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解释体制框架即立法法体制的存在,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废止决议体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重构法律解释体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的监督者,法律解释权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当把立法法体制作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发展方向。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辨析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的定位、解释权配置、解释的正式渊源及解释场合等问题。《香港基本法》应定位于宪法性基本法律,其解释权配置可概括为＂一元两级主从解释体制＂,对有关释法主体都适用的正式渊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宜,对其解释场合应做最广泛的理解,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性质是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     

香港《基本法》解释体制的内在张力及其缓解——从人大针对《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说起

2016年11月,因香港立法会个别候任议员就职宣誓中带有“港独”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针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了解释。这引发香港民众的热议和争论,其焦点是《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中香港终审法院提请释法及其与人大主动释法的关系问题。《基本法》设计的解释体制因两地的司法传统差异,导致集中释法与分散释法之间的不对接、最终解释权与司法终审权之间的屏蔽,从而形成了主动释法与提请释法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此,应该依据法律纠纷涉人涉事的区域范围、关联关系和重要程度,通过人大立法(解释)划定两地的释法范围;同时制定特区《基本法》解释的技术规范,指导特区法官的个案释法。     

对人大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思考

大陆与香港具有不同的法律传统。香港回归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了三次解释,从而引发了各方的争议。对人大释法的权限与程序的合法性进行法律分析,人大三次释法符合一国两制下的法律解释体系的要求。     

试论香港基本法对我国当代法制的影响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使得中国当代法制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有了新发展,具体表现在立法制度、法律渊源体系、法律体系、司法体制、法律适用制度以及法律解释制度等方面。基本法实施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加以衡量。两地应互相包容与理解,以弥合彼此之间的距离,求同存异,给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提供前行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完善我国当代法制。     

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误区及立法衡平——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困境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在港实行14年以来,为香港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并因此得到了广大香港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但基本法第23条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规定至今却未得落实,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主权与人权这一对法制核心概念的认识存在偏差.因此,厘清主权与人权的概念和内涵,揭示主权绝对论和人权相对论的理论缺陷,重新对照基本...     

韩国行政规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韩国行政规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李秀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89 @陈晔$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89~~     

从香港"无证儿童案"看基本法的解释权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对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在港的居留权案(又称“无证儿童案”)作出判决。引起很大的争议,争执的焦点是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本文通过对基本法的解释权问题的阐述,指出其存在的一些立法不足。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法无明文规定、没有上位法根据、举重以明轻、人权保护和尊重行为地国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没有域外效力会导致相关刑事案件侦破困难、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多发、同样的违法行为不能同样对待和对违法行为地扩大解释牵强等问题。《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属人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双重优先性、尊重受害人意志和对"举重以明轻"的正确理解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有域外效力的根据。通过增加规避《治安管理处罚法》行为是治安违法行为、司法解释明确、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全面衔接和公安部解释等途径,可以具体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域外效力。     

中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之比较

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的基础。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日本政府于 196 3年制订了《中小企业基本法》 ,以解决战后复兴时期“高速增长的大企业与落后的中小企业的经济双重结构”矛盾 ,扩大中小企业规划 ,促进其设备现代化。依据《基本法》确定的方针 ,又相继制订了一系列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日本中小企业的活力。借鉴日本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加快立法 ,以促进和实现我国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刑法解释的规则

人们对刑法的解释不应当仅仅关注刑法解释的结论,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刑法解释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学界对刑法解释的规则多有分歧。这些分歧体现了学者们在刑法解释的哲理层面的对立与分歧。它们中的每一种观点的哲理基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又都并非无懈可击。刑法解释的规则应当是一种多层次的顺次检讨规则。     

试析中央与香港特区权界

在中央与香港特区的权界中,中央掌管国家政权,权力范围包括香港的外交权、防务权、缮本_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的修改权、任免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权力和在香港实施全国性法律的权力;香港特区行使地区治权,权力范围包括广泛的立法权、独立的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以及有关的对外事务;中央掌管的国家政权和香港特区行使的地区治权之间存有层次之分和范围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