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西方法律信仰——从“包青天情结”谈起

一种完善的制度背后,必然需要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来支撑。同样,法律的存在离不开法律信仰的支持。目前,西方的法律信仰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中国至今仍是法律信仰缺失。这最终导致了在通往法治化的道路上,西方早已阔步前进,而背负着“包青天情结”包袱的中国仍在艰苦探索。     

善待权利与法律信仰——文本释解与现实启示

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理想的重要精神要素,而法律信仰的生成需要人们善待权利.耶林和德沃金在两个经典文本中通过对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和政府认真对待权利等善待权利方式的阐释,从权利的视角为维护法的感情和增进法的尊敬等达致法律信仰因素的累积探明了路径.这对处于社会变革中的我国法律发展能够在不断获得尊敬的前提下,努力维护法的有效性并促进法律信仰的生长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     

论民族的精神信仰对法治的作用

人们长期形成的精神信仰,也在经常地、长期地制约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只追求法治,而忽视人们的精神信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法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是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密不可分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构成了西方法制的基础和内核,人们追求法治与信奉上帝是熔为一炉的。中国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高度重视人们精神信仰的塑造与养成。     

中西法律信仰差异探源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而中国缺乏这种普遍法律信仰的传统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法律不可能同人的精神相脱离 ,法治契合人类的精神需要。因此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 ,应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对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的探究

法律信仰作为一种人类对法律现象的终极关怀和参与,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实现法治的精神动力,今天却面临着在法治社会视野中弱化甚至消逝的危机。尤其在中国社会,法律权威受到挑战,法律信仰集体缺失。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必须反思,到底什么是法律信仰?中国所缺失的法律信仰又该如何建立?     

谈谈中国古代的权利观念及其对封建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中的权利观念，是个比较生僻的问题，学人论及不多。眼下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传统法律中只讲义务而从不讲权利。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法中只有义务观念而没有权利观念。“权利”乃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从来不懂。情况果真如此吗？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诚然，我们已经注重到，在我国古代文字中，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一词，确实不曾存在过。在古汉语中，“权”“利”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比如《唐书》中就有“君子不喜交权利”一语，意思是说：“君子人不喜欢同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如果一定要将两个字连用，恐怕“权利”一词也只…     

信仰、上帝与法律--信仰及相关词源考究与分析

信仰是西方意识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非意识的一个阶段.上帝是人类语言和智慧无法表达的理想,是所有道德的样板和灵感的来源.法律不但是权力工具,同时也是正义工具,原因在于法律与权威及威望密切连带.宗教、道德、法律是社会控制最重要的三种手段,而在西方社会,这三者曾经长期交融成一体.法律的尊严源于它的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的基督教道德律,而基督教道德律昭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又有一个终极命运的未来,信仰的并不是作为实用权术的法律规则体.     

法治理想与现实法制——从几个现象看我国的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法治 ,“依法治国”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但民主仅限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而没有涉及到对权利的保障和对权力的制约 ;我国的法治建设应该是一种理性的循序渐进的行动过程 ,而不是以运动方式推进 ;我国的法律权威、法律信仰没有建立 ,法律社会化机制存有障碍 ,国家机关和社会精英应在法律规范社会化过程中负起历史责任     

试论公民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是公民对法律价值的认同。没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和积极守法精神的法律意识,法律便无从实现其功能。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实践中表现为自觉守法和权利主张精神。公民的法律意识对于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至关重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并未形成普遍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原因有三:传统理论取向与法律价值相背离;极端的权力意识;公民观念的错位。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程序文化的意义

＂重实体,轻程序＂,这是我们对中国法制建设历程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概括。正义不仅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程序文化有利于扫除权利观念障碍,有利于法律信仰的养成,这是程序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它在潜移默化中伴随我们追求正义的脚步,逐步将我们带向法治之路。程序正义,就是一个过程的正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发现：程序必须被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公正必须被信仰。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     

论宪法信仰的养成

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必由之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本应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司法适用性，而实践中却往往成为“空中楼阁”。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在全民中养成宪法信仰。因此，养成公民的宪法信仰极为重要。这一法律活动是信仰主体和信仰对象的互动过程，既要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又要制订出良好的宪法。     

信托财产权、信托法与民法典

信托制度是一项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私法制度,当其被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继受后,就成为我国私法体系中的新成员。作为信托法核心概念之一的信托财产权,也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名新成员,它无法也不应该以传统大陆法系中的任何概念来解释。信托财产权的本质不是物权,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信托财产权既然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就理当对它有所“反映”。但由于信托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制度冲突,民法典对信托财产权的“反映”,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信托法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要充分发挥德治与法治这两种调控手段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使之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必须努力做到道德法制化和法律道德化.一方面,要把道德义务按照立法程序转化为法律义务,赋予道德基本要求以国家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法律要始终以道德信念、道德教化为基础,尽可能使道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相统一.     

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培育——从上海“钓鱼执法”切入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任、信服和敬畏,是内心的价值追求与法律价值取向的一种心灵相契。然而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强调规则之治,法律至上,但是老百姓有了纠纷更多的是选择"上访",逃避法律,即使选择了法律,也有人会感到困惑,没有得到他们所讨要的"那个说法"。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整体性失落,原因是极其复杂的。鉴于此,需要为法律信仰的培育创造优越的条件。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