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判决书的改革

我国现行的民事判决书从形式到内容越来越受到法学界有识之士的非议，民事判决书的改革已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民事判决书的制作理顺民事诉讼关系，改革过去民事判决书的法官主导型和主观性，强化诉讼过程的客观性，突出争议焦点，加强分析说理与思维过程，从而使民事判决书充分体现民事诉讼民主化、公开化的特点。     

法律修辞、语言游戏与判决合法化——对“判决书上网”的法理思考

法律修辞是司法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不仅是一种说服手段,而且是展现真理的一种事实性力量。法律修辞的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法律的展现,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具有限制权力的功效。当代中国法院判决书说理和修辞的普遍缺乏,根源在于缺乏可以对判决书进行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即没有以法律修辞为中心的语言游戏。法院判决应从中国古代判词中汲取修辞艺术,降低信息成本。判决书上网就是在判决书的公共领域引入读者批判的一种对策,对于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修辞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论刑法修正案在判决书中的援引——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有关判决书中如何引用刑法修正案的司法解释,即在判决书中直接引用修正后的刑法条文。这种做法有可能造成当事人认识上的困惑,因而应该同时援引刑法典的内容和修正案的规定,这样既不会破坏判决的合法性,又能让当事人明白具体的判决依据,起到普及刑法知识的作用。     

论正当防卫的界限——昆山“于海明案”与聊城“于欢案”的比较

司法实践中,出于惩罚犯罪的目的需要,正当防卫制度的适用趋于保守,特殊防卫甚至被虚置,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于欢案和于海明案为认定正当防卫及其限度提供了研究样本。通过对两案的比较研究,发现正当防卫制度在前提条件、必要限度、特殊防卫的认定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如果适用不当,将导致案件最终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对上述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对司法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引作用。在认定正当防卫时,除法律因素以外,常理常情等同样属于必须考虑的因素。     

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列入被害人事项研究--兼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被赋予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为了适应新刑诉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但是,在涉及公诉案件的几个样式中,没有列入被害人的指控,也没有对被害人的指控进行论证,剥夺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本文就被害人做为诉讼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判决书中应列入被害人事项进行研究,旨在使公诉案件判决书更加完善,同时也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真水无香》观后感——法律逻辑下法理与情理的矛盾与探索

中国有着长久的人治色彩,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里,法律进驻到我们生活中则是一段较为短暂的时间。面对日益发展的新社会,理性与感性、法理与情理一次次的出现了碰撞。影片《真水无香》以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为时代的大背景,通过一些经典的案例引发我们的思考,究竟法理与情理孰对孰错,两者相冲突时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特殊国情的国家里,我们又该如何抉择?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探讨——以南京市2019年的刑事判决书为视角

通过研读2019年南京市刑事判决书可以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刑罚、行为对象规模、争议焦点等等方面的特征。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存在规范性、资金用途定性、涉案金额认定等困惑。树立精确性裁判理念是解决判决书规范问题的根本。避免正常生产经营的融资行为入罪化需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抽象法益观具体化,戒忌结果导向法则。不特定对象与金额的判断的重心应由被告人层面转向被害人视角,以投资人认知水平和经验为基准。     

《奥巴马就职演说辞》的文化解读

奥巴马的就职演说辞富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文化研究文学批评重点关照文学文本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通过对美国总统就职仪式的探源,总统就职演说辞与布道文联系的探讨,奥巴马演说辞中隐含的圣经话语的再现分析,可以推论出该就职演说辞是圣经教义的世俗化,是美国信念的彰显,是对美国多元文化运动成果的肯定。     

发挥廉洁文化的教化功能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业

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廉洁文化建设已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推动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构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应从战略高度重视加强廉洁文化建设,重视发挥廉洁文化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影响力,重视发挥廉洁文化的教化功能,使廉洁意识内化为社会公众的思想准则和道德准绳,外化为社会公众倡导廉洁的自觉实践,让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风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业,促进廉洁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论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档案文化

本文在阐明档案文化是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功能.提出,应重视档案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古建筑的人文历史韵味与文化自信——以福州古厝为例

中国古建筑历史悠久。各式古建筑虽然功能不同,但它们都和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通。古建筑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散发着人文与历史的韵味,具有独特的魅力。古建筑是文化的直观体现,对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信用文化——高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考察信用构成三要素:诚信、价值和契约,阐述信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及信用文化作为高校文化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大力开展高校信用文化建设的策略。     

论文化全球化——兼谈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文化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达到新的融合、整合,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创造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在情理性传统中实现理性化使命——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型

西方文化以理性精神为主导,其率先步入现代化也与这种理性精神的普遍贯彻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则以情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血亲情理为主导。由于两者之间的深度差异和张力冲突,中国社会如何在情理性的文化传统中完成理性化的历史使命,如何在肯定西方理性精神的现代意义的同时发挥中国情理精神的前现代-后现代意义,我们有必要通过后儒家的构想,探讨一条把中国传统的情理价值观加以现代化,以达成两种精神内在统一的可行途径。     

从社会治理实践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以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践为例

古代中国在长期的乡村治理中,形成了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以官民共治为格局、以道德教化为手段、以乡土文化为立足点的治理文化。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社会治理可资利用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现实认识,广东省云浮市提出了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思路,以传统文化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开发多样治理手段、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探索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路子,找到了破解农村社会治理难题的抓手,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了如何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的实践支持。     

文化的互动——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构建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政治文化的构建是一个多种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来支持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主要是加强民主思想、公正思想、团结思想和奉献思想的建设。     

边屯文化论——以永胜县为例

边屯文化是历代政府推行“寓兵于农,屯民实边”政策的产物,是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以边地土司文化为依托,融汇当地和周边各民族文化,又具有典型的军屯戍边特点的文化现象。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内地军民奉调屯驻,故称“边屯”,边屯文化应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