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之能动司法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成为受理民事再审申请案件的主要管辖法院,民事申请再审作为独立诉讼程序正面临着重重困境。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民事再审工作困难指明了出路。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有本质的区别,对"能动司法"的适度限制是"能动司法"意涵中的应有之义,通过能动司法制度建设,具体包括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制度建设,解决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中案多人少、涉诉信访压力大、各地裁定再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中国能动司法内涵解析

通过观察决策者的有关讲话、行动以及各级法院的实践,我们发现,当下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主要有三层：能动司法是一项司法政策,它以解决当下司法突出问题为直接目的;能动司法是一种司法理念,它树立了＂能动＂和＂服务＂的司法新理念;能动司法是一项司法战略,它以谋求中国司法的自主道路为最终目标。这些内涵表明,中国与西方的能动司法没有直接联系。能动司法提出后,决策者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关键是,法律人如何把充满政策性、理念性和战略性的能动司法转换成法律性、实在性和现实性的能动司法。法律方法可能是实现这种转换的必由之路。     

浅谈司法能动主义与能动司法

近年来中国法学实务界和学界,持续探讨着能动司法这一问题。理论界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解读不一;而在实务界,能动司法作为政策性原则由上至下贯穿各级法院,指导着各级法院法官的管理和审判工作。在探讨中国的能动司法这一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美国司法能动主义。一方面是两者语言上的相似性让人不禁追问在中国和美国两种语境下,两者有多大程度的异同;另一方面,也期待通过研究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成功经验,展望中国能动司法的发展。中国能动司法产生的核心内涵是力图使司法系统融入社会治理,成为"社会管理"中的一颗螺丝钉。     

美国司法能动的历史发展

司法能动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重要的司法哲学。美国司法能动的代表性时期为马歇尔法院、沃伦法院和伯格法院时期。美国的司法能动并非源于宪法的明确规定,而是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罗伊诉韦德案等众多案件中通过＂立法性司法＂确立下来的。美国司法能动的成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法治背景。     

“能动司法”研究发展轨迹分析

＂能动司法＂从1996年在我国本土基层法律实践中由法官提出,到1999年由学者将其与中国的司法改革相联系,从1998年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理念推介到中国,到2002年有学者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能动司法＂资源,走过了一条渐进的发展道路。对＂能动司法＂研究发展轨迹分析发现,＂能动司法＂研究分为＂学术准备期＂和＂确立发展期＂。＂学术准备期＂可分为＂能动司法＂的思想萌芽、对＂能动司法＂的本体认识、对＂能动司法＂的系统认识、对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广泛推介、对＂能动司法＂在中国之现实基础的认识五个阶段。     

对能动司法理念的反思及方法论定位

司法能动主义是法治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司法理念的基本延伸，而不是对司法理念的背叛和超越。这和我国目前所倡导具有明显口号性、社会应急性、政治任务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能动司法主张及经验明显不同。如何规范地理解、运用能动司法，一是不适宜从理念高度探讨能动司法，应坚持司法的法治理念；二是应设法通过法律方法和技术，节制、规范能动司法活动，促使能动司法不违背法治理念。     

司法能动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司法审查、扩大民主与人权、保障公益诉讼、扩张性解释、以法律价值和目的拓展司法裁判渊源等,是司法能动主义全球发展的主要类型。司法能动主义的具体形态丰富而多样,既有司法审查的传统形态,也有以人权保护为重心的现代形态,或者是多元结合的形态,司法能动主义在法律方法意义上,是被广为实践的。从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合理的政治制度、公众的态度、掌权者对待判决自觉接受的姿态,都可能成为司法能动主义存续的条件。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哲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于一个司法体系中的,一个国家司法哲学的发展必须符合本国法治的发展规律,顺应社会总体进步的潮流。     

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试论司法能动主义在中国之不可能——由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司法能动主义往往和司法审查以及时宪法的解释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由于司法机关要承担服务大局的政治使命,而且要服务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这些使命、任务和目标不一定必然与司法实务相关,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的能动司法不具有司法的独立品性.在中国,法院既无司法审查权和宪法解释权,更无法官造法的权利,所以中国的司法能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中国现实国情也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     

能动司法哲学观的解读

司法能动主义首先是从美国兴起的一场司法运动。在历史上司法能动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含义。在美国历史上就司法克制还是司法能动的争论非常激烈,而司法姿态也是在这两种审判哲学之间呈现出"来回摆动"的情形。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这种争论也渗透到我国的司法界和理论界。目前我国提出能动司法的审判哲学,这与西方的司法能动主义存在交集,同时也有区别。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辩证地看待。     

检察工作中“能动司法”的引入

虽然中国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能动司法宣传与西方语境的司法能动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在通过法律手段的灵活运用促进和维护社会发展的目标上是一致的。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程序中的必要主体,也存在能动司法的空间和必要,同时这种能动司法应当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和妥当性的运行规则。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发端和运行就是检察机关运用能动司法理念适时而为的一个例证。     

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金融创新的司法保障

法治环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需要通过能动司法来保障金融市场,应对金融创新。上海在六个法院设立了金融庭,实现专业化审理,但如何突破刚性规则,处理新型案件,需要规则约束。上海法院的金融审判,在应对金融创新、保障市场秩序方面应当遵守怎样的裁判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海法院在金融审判中如何约束能动司法的审慎介入?围绕上述两个问题,通过金融服务机构业务规则、裁判依据、技术性风险、商业惯例、特殊金融消费者保护等角度,研究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如何在司法裁量中彰显,对金融创新必要干预的同时实现规则的弹性,以厘定能动司法的边界。     

广东诉前联调机制探微——基于实践样态的法理分析

诉前联调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调解格局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所形成的"法院为主、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了多元化调解格局中各调解模式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纠纷的有效解决。但该机制也呈现出"创新与能动"的过度化、"法院案多人少"的实践悖论、"法院为主,多方参与"格局的现实困惑、"司法确认机制"的形式主义趋势、"法院工作质量评价与考核体系"的制约、调解的"强制化"倾向等问题。     

广东诉前联调机制探微——基于实践样态的法理分析

诉前联调机制的建立是我国调解格局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所形成的"法院为主、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了多元化调解格局中各调解模式的智力优势和资源优势,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纠纷的有效解决。但该机制也呈现出"创新与能动"的过度化、"法院案多人少"的实践悖论、"法院为主,多方参与"格局的现实困惑、"司法确认机制"的形式主义趋势、"法院工作质量评价与考核体系"的制约、调解的"强制化"倾向等问题。     

徘徊在克制与能动之间——比较法视野下两种司法哲学观的对抗与抉择

作为法学理论中两种不断尖锐斗争的司法哲学,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的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限度;两者的对抗与抉择,反映了一国法制发展的规模、程度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要求.我国当下尚无明确的司法哲学,法院和法官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不利于法律的安全与稳定以及法律权威的确立.因此,我国应该在两种司法哲学中作出契合国情的理性选择.     

大调解背景下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刍议大调解的去司法化

大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措施),与"马锡五工作方法"一脉相承。新的社会形势下如何有效发挥大调解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使人民法院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且保持其应有的特性和功能,是当前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从大调解的产生背景及现实运行角度探讨大调解中法院的重新定位问题,是社会治理和保持法院应有特性的双赢选择。     

中美司法能动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性＂抑或是＂司法能动主义＂,来源于美国宪法学界所主张的＂judicial activism＂这一词汇的中文直译。作为一种典型的＂西学东渐＂式的司法理念,司法能动被重新解读并被视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对中国司法能动现象予以全面的宪政考量时,从司法能动的原初面貌入手,分析中美之间司法能动的不同特质,对于中国司法能动的未来和走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能动司法的检察监督

能动司法在目前已成为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比较重要的理念,但是如果不把握好能动司法的＂度＂,它极有可能造成司法专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审判实务中能动司法活动的监督非常必要。而检察监督必须遵守实效原则、刚性原则、合法原则,并且监督要以对审判主体、诉讼过程以及裁判和执行方面的监督为重点。     

自媒体时代下服务型司法的反思

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以来,全国司法系统中掀起了以“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主题,开展创新服务型司法工作的热潮.面对“人人是媒体,个个是记者”的自媒体时代,司法机关在服务型司法理念的指导下陆续开通“司法微博”作为其又一司法服务创新项目.然而自司法微博开通以来,微博内容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呈现出偏离服务型司法主题的现象,为使司法机构在网络媒体中找准自身角色并且更加高效地开展司法工作,对自媒体时代下服务型司法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国际海洋划界裁判中的“司法能动主义”——以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为例

国际海洋划界是国际司法机构实践"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领域。在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完成200海里外大陆架提案的审议工作之前,越来越多的海洋划界争端当事国开始请求国际司法机构在裁决200海里以内海洋边界的同时,一并划分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鉴于CLCS避免卷入海洋划界争端的一贯立场,国际司法机构如若坚持以"定界"为"划界"的前提,便有可能产生海洋划界争端中的"管辖权黑洞"。为化解这一僵局,国际司法机构近年来坚持严格区分"定界"和"划界",同时为管辖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端创设了门槛标准,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然而,国际司法机构裁决200海里外大陆架界线时产生的新问题,亦反映出"司法能动主义"的局限性。综合国际司法裁判的结构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未来国际司法机构应适度回归"司法克制主义",谨慎对待"管辖权黑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