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探讨——兼论《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以及适用模式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从总体上可以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以及通过非法证据所获得证据,即＂毒树之果＂。《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从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角度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及其操作程序,没有规定对实物证据的排除,也没有提及＂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的宗旨并不是为了防止司法误判,而是为了抑制官员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手段和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为达到抑制警察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保护民众不受非法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不能仅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侦查困境化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意在提高刑事证据规范性的同时,倒逼刑事办案质量提高。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基于现实考量,侦查人员对这一规则的应对策略并不积极:一方面,尽量不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一方面,对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的"非法证据"尽可能地争取保留。由此,出现刑事案件"有案不破"和非法证据排除"有令不行"双重困境现象。对此可以通过转变思想观念、改革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强化监督考核等举措,化解侦查困境,清除非法证据排除运行障碍,确保制度有效落实。     

非法证据排除新规:进步、局限及其适用问题——基于《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检察机关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方式之评析

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就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后,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决定,用"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现有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方式能否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法,应冷静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对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寻求实践解决及制度完善的路径与方法。     

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研判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侦查讯问环节最易产生非法证据.受自身的制度缺陷及非法讯问的内在动因等因素影响,现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讯问的防范效果有限.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有效能的可行进路在于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范围,明晰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强化非法证据排除力度.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权限的规定是适当的。我国审判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应当被设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非法证据承担一定举证责任,以避免被告人任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提供的证据使法官对证据的合法性产生合理怀疑即可。而控诉方应当对证据的合法性承担说服责任,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当控诉方未能证明其证据为合法所得或证明未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官应当推定该证据系非法手段所得,并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该证据予以排除。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应当赋予被告方就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独立地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全面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制度予以配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非法证据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媒体曝光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证据问题,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靠抓人破案,靠口供定案,没有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司法工作者应加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对"刑讯逼供",采用"暴力、威胁"与"其他方法 "收集的证词予以认定和排除,对于"毒树之果"也应该选择性地排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依法具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职权。     

基于“非法性”的分析——新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核心范畴。非法性所指,游走于取证行为和证据本身之间。非法性的成分包括实体非法性和程序非法性,两者的比例关系影响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处理方式和核心判定要件。非法性依其严重程度而分为四个层次。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规制具备足以导致所得证据"不成立"、"不可采"或"可采性待定"之非法性的取证行为或所得证据。根据具体规制之非法性的层次差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为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对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非法证据排除类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制之非法性在成分上体现出由实体非法性为主向程序非法性为主的移转趋势。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主体评析

司法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应首先保障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的权威性和合理性 ,才能保证刑诉法的正确贯彻实施。由此 ,笔者从宪法和法理学的角度 ,对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主体制度逐一进行了评析 ,指出了它存在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善的措施     

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困境中前进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都已于2013年1月1日生效。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在指引相关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严重滞后和缺失。因此,加强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研究,从立法主义转向解释主义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梳理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原因、功能等基本问题,认清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的困境与出路是研究刑事诉讼法法律解释不可回避的问题。     

刑事案件管辖及审判期限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和衍生的相关诉讼法规在某些地方规定的比较概括,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多种理解和处理办法,继而产生执法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有的法条明确规定但实践操作时发现不合理,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有的法条超越了刑事诉讼法且有抵触之嫌。理顺和调整刑诉法和一些法条,对于更好、更及时有效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证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很有必要。     

论德国刑事诉讼模式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自从1877年《德意志帝国刑事诉讼法》制定完成以来,德国刑事诉讼模式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但这种改革是谨慎、理性的,它尊重德国国情和历史传统,对德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可以借鉴德国刑事诉讼模式变革的经验,取长补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诉讼模式。     

透析无罪推定在我国的运用

无罪推定作为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其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科学性。无罪推定体现了一个国家法制民主文明化的程度。我国虽在 1996年刑诉讼中规定了无罪推定的一些精神 ,但并不到位 ,是相对的无罪推定。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世界法制接轨的角度出发 ,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大胆推行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 ,以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趋完善。     

浅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意义与不足

在阐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历史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具体制度与规定,分析其本身的现实意义与不足之处,以期提出具体的解决之策。     

宪法的价值取向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的承载和体现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对具有"涉宪性"的刑事诉讼法产生制约作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承载和体现宪法对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追求.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的价值基础及实现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是在新时期司法体制和工作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产生契合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确保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机制之一。检察机关应以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构建科学的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措施，确保案件集中管理工作效能的充分发挥。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刑事电子证据的收集与运用问题研究

刑事电子证据作为证据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图际组织认可。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文件中都有对刑事电子证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刑事案件中的电子证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我国的电子证据制度还处于初始阶段，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电子证据的收集、电子证据的运用等缺乏系统规定，应从这几个方面对我国刑事电子证据制度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