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当前,深入研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首先,要从理论角度认清什么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次,要充分认识中国国情,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通过执政理念的转变和现实制度的安排,不断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执政了里念的嬗变和执政方式的创新——从一个参政党成员的视角鉴衡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艰辛的实践，最终完成了从革命党理念向执政党理念的嬗变。执政理念的嬗变又促成了执政方式的创新。党的十六大把我党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经验和执政方式的演进总结为十二个字：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笔者探讨了中共执政理念嬗变和执政方式创新的简要历程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一个参政党成员的视角，审视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完善与中共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创新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提出多党合作制度应当在中共创新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若干建议。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及重点环节

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动态范畴,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围绕党的核心执政能力,具体展开为五种能力.这些能力相互作用,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从整体上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紧紧抓住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队伍和完善制度体系这三个重点环节.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一般的意义上,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从政治伦理的高度来解读,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和执政党伦理追求的基本要求。"八荣八耻"凸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伦理理念,蕴涵了我党的执政制度伦理,是新时期我党执政主体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党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创新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党的执政创新 ,是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进一步加强结案复审工作的思考

结案复审制度是反贪部门落实公正执法,提高办案质量的一项长效举措.必须提高对复审工作的认识,在深化侦查机制改革过程中,研究建立提高复审工作质量和复审队伍素质的新机制,进一步营造复审工作的良好环境.     

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从广义上进行认识和把握,从党自身的执政素质、执政本领、执政水平、执政理念等主观要素的提高,提升、扩大到党的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从而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     

十六大以来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明确提出“执政理念”这一概念,并首次正式把“执政理念”这一新概念运用于党建领域,在执政兴国的伟大实践中,又从执政理念的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这两个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一是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问题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加强调忧患意识;二是在怎样执政的问题上,提出并坚持“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从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发展目标和战略道路等方面丰富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基于“干部公信度”的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研究

按照群众公认原则选拔任用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提高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公信度，直接关系到党的威信、党的执政理念和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大局。但当前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存在很多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完善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以提高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     

公正：中共执政的价值追求

中共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公正是中共执政的价值取向和核心追求。当前中共执政的公正性主要体现为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正义的要求,发展民主,完善国家制度,整合社会。未来中共执政应主要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等关键环节着手,以保证分配公正、制度公正、社会公正的实现。     

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权力、路径和影响

作为北极地区最重要的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在获取北极治理参与权力、选择参与路径以及实施行动决策中展现的独特思考和实践值得深入探讨。回顾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建立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该组织选择了基于文本的知识生产及制度路径以获取北极治理参与权。在此基础上,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面对不同尺度的北极事务采用针对性行动策略,巩固已有权力地位,实现自身政治诉求。借助有效的权力获取及实施路径,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成功影响和重塑了北极治理的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与地理空间,努力推动北极地区发展成善治和良治的治理之地。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人文精神内核和价值保证。从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四化"发展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五化"表征我党治国理政理念方式的最新发展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理念转变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执政能力是一种流动的政治资源,其流向从根本上取决于对静态的执政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由传统的政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是现代政治学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与党的执政能力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执政资源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执政理念能否得到真正的践行,关键在于执政党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及其制度化的水平。这是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增量发展以及执政效能质化提升的基本进路。     

城市社区参与机制之省思

参与民主因具有保护性功能、教育功能和整合功能而备受赞誉,但是参与涵盖了从"决策"到"在场"的多层含义,不同层次的参与,其发挥的功能及其程度也不相同。我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既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又被纳入到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范畴,因此实践中社区参与呈现出被动性以及政治性参与不足、参与意识淡薄、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效能感不高等问题。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提高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必须通过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     

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对我国虚假诉讼治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虚假诉讼司法治理机制存在规制手段相对单调、惩治机制长效性有限、治理理念局部轻重失衡等问题。为解决前述问题,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鉴于法治精神和基本原理的互通性与传导性,英美国家诉讼限制令制度可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诉讼限制令”本质上是一种必要惩戒与诉讼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仅在原自由起诉模式下,“嵌入”法院对诉讼黑名单人员再起诉的必要、合理审查许可要求,其余流程与规则不变,彰显民事诉讼国家干预理念,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自由起诉与诉讼风险管控之间的协调平衡。诉讼限制令制度本身也存在丰富的适用层级与梯度,在引入我国时应保持与既有惩戒惩罚机制的合理衔接。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创新社会治理,要从观念上完成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作为理论逻辑起点,探寻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本文认为以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习近平生态治理观所提供的"中国实践",从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的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生态治理系统的推动等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激发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之道,因而也将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