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综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可以概略地分为"流动农民"、"在乡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等三大类。由于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社会空间场域不同,三类农民卷入中国农村变革大潮的现实遭际与个人体验有很大的差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分化。在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农民文化人格的裂变与精神结构的新旧杂陈,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激烈而复杂,其历史命运也将迥然有别。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的农民形象的出现,既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艺术洞察力,捕捉历史机缘,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选择中国母亲和女儿的故事作为创作题材并成功地塑了中国母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作为华裔作家的中国情结和中国化意识使然。在其小说中,母亲是中国化传统的载体,是历史与记忆的中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中国化传统通过母亲得以延伸,历史和记忆通过母亲得以重建。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在主题和艺术上具有特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化内涵。     

论古代小说中的悭吝人形象

悭吝人，是古代小说中一类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从魏晋“汉世老人”到清代的严监生，在一千七百多年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从单簿走向丰满。其性格成因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而中外文学中都不乏此类人物典型。因其性格的复杂内隐，故成为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专擅。他们常常成为被讽刺的对象，因而悭吝人形象与讽刺艺术的发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论创作形象、名称保护的法律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近些年来，名人形象、创作形象或者名称被用于商业领域作广告直传、企业形象、产品代言人、商标，成为市场最流行的促销手段之一。而伴随市场上商品竞争不断升温，不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各种纠纷也相继发生，其中，因艺术创作中创造的形象、名称被注册为商标而导致作品的作者与商品经营者之间的侵权纠纷最具典型意义，引起人们对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思索和探讨。 １９９８年“三毛”艺术形象著作权纠纷案，江苏三毛集团因其销售的产品上附有漫画艺术家张乐平创造的“三毛”形象的商标而引发了一场诉讼。法院判决被告三毛集团停止…     

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新世纪小说中所塑造的妓女形象,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喻体,一种感知与体验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叙事符码,一种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媒介。"逼良为娼型"的妓女形象,以妓女苦难叙事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等,追问现代性的冷酷;"赏心乐事型"以妓女自甘堕落的愉悦叙事,批判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病像,"知亡国恨型"延续"妓女救国"的故事母题,表明作家重返传统的取向。这三者均表现出反思、质疑与批判现代性的立场。而"从良幻灭型"则对阻滞现代性的传统道德观念表达出愤怒,彰显的是吁求现代性的急切。同为妓女形象,扭结了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充分说明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从翻译美学的角度论小说翻译中人物语言的审美再现

小说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人物形象丰满与否,直接取决于人物个性化的语言。能否准确传译人物语言便成了小说翻译的关键。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本着审美等值的原则努力再现小说中人物语言的审美价值。     

纤语寄幽情——论郁达夫的小说语言

创造社诸君的小说,往往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敢于火胆的自我暴露,重在直抒胸臆而轻于精雕细镂,一般说来多属为艺术的“表现自我”的作品。不过由于作家们的生活阅历、精神基石、艺术素养、个性特点和审美情趣又同中有异,致使他们的小说也呈现为各别的色彩。仅以他们的小说语言而论,郭沫若虽也受过日本“白桦派”自叙抒情小说的影响,但他的小说语言就富有诗人气质,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格调,惠特曼式的“喷火口”也依稀可见。因而其小说语     

中国小说观念演进描述

对小说观念变化的考察始终伴随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小说艺术到底只有一种附庸美,还是具有以其特定艺术形式为依据的自在美?这不但关涉到对小说的界定,也涉及到小说功能的估价。必须坚持小说的艺术本性,维护小说文体的纯粹性。本文认为,将小说当成历史、政治伦理的附庸,是对小说独立品格和文体特质的漠视,同时,也应防止因一味执着于小说的纯粹美而导致的艺术实验的无节制和小说的贵族化倾向。     

互相撕咬的川康魔鬼——论周文小说中的统治者形象

周文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川康一带,并且在川康军阀中从军六年之久。后来,他漂泊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便把川康统治者形象写进了小说,比如《烟苗季》、《在白森镇》、《红丸》等。这些小说把居于统治者地位的川康军阀和川康政客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既能够从小说中感受到川康统治者的凶残和虚伪,又能了解到川康世界的腐败和丑恶。周文笔下的川康统治者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既是川康统治者的代表,也是旧社会统治者的化身。     

家庭小说之家庭：幻象·性格集合·时空体

<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和<歧路灯>等长篇小说以家庭生活为描写中心,并且在艺术上具有传承关系,在小说史上形成了新的类型,现代研究者因此将它们称为"家庭小说".但是,人们在认识家庭小说的"家庭"时,往往将它们直接等同于现实世界的家庭,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家庭"形象的创造性.家庭小说的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审美组织",家庭构成了作为特定小说类型的美学基础.家庭由宅院、日常生活等一系列时空体形式交织而成,主人公的形象,丰富的性格,复杂的人物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时空体得以充分地建构.小说的家庭最终呈现的是生活世界的幻象.家庭小说的独立,关键是"家庭"在进入小说后获得了建构功能、具有形式意义.因此,从小说自身的家庭图式出发,家庭小说的文学性研究才可能会获得深入.     

试论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

在瞿同祖先生和黄宗智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与实际运作中的作用，从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角度解读法律的表达与实践之所以产生差异和背离的原因。能够得出这样的认识，价值观在法律的表达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而在法律的运作中所起到的作用则是导向性的。由此可以看出价值观决定着法的善恶；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     

论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的衔接与转化

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激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的案件,这些案件引起了对公众的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之关系的探讨.然而,目前的理论研究因缺乏对常识的本质进行分析,普遍对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做异质化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并不有助于做出合理的司法裁判.从常识哲学来看,常识判断的正确性并不当然弱于其他类型的判断,它反而与广义的理性等义并且是推理的根本基础.司法裁判要进行合理的归责,就必须实现常识判断与法律判断的衔接及转化.哈特的“承认规则”可被视为是在理论上探讨作为非制度性规范的常识向制度性规范的转化,阐明司法裁判得以从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取规范性内容的理论进路.     

基于提升公安民警幸福感的阅读疗法研究

近年来,国民幸福感相关研究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公安民警是压力密集型的应急职业,需要健康的心理保证才能适应它,但公安民警的幸福感现状令人担忧,开设心理讲座,开办心理咨询热线,通过专家门诊来缓解警察内心的压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心理的自我调适还是最重要的。表现为个人行为,自我完成的阅读疗法是进行心理自我调适的方法之一,利用阅读疗法提升公安民警幸福感的方法进行研究,以进一步增强警队的战斗力。     

《古诗十九首》之女性形象——思妇的此岸形象与彼岸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女性形象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形象包容了其中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女性,狭义的女性形象是其中出现最频繁的思妇(本文所指)。思妇“万千风情在一身”的姿态是读者无法抗拒而心怀倾慕的此岸性存在,她的表现意识和个体心灵效应是升华的体验性的彼岸意义。在此岸形象浮出水面并得以深化的同时,彼岸意义也随着思维的扩散趋向于异样的空间。思妇形象是对人生软弱心理的普遍概括,浸透着生命苍凉的悲感,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     

图像传播语境下的媒体受众观与受众读图心理研究

现代媒体已经进入了图像传播时代,科学地认识受众、研究受众因而显得十分必要.新闻媒体的图像传播受众观,经历了从魔弹论、有限效果论再到使用与满足理论的沿革.现代受众的读图心理,可以分为求新、眼见为实、多元化、追求审美、负效应及易受媒介影响六种,图像传播主体要针对受众的诸种心理,采取相应的传播方法.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对受众的引导,从而使媒体在图像传播这一宏观语境下更好地改进图像传播及新闻摄影报道.     

从同一美学看当代文坛警察形象

中国当代文坛塑造了众多公安人员形象,流露出比较明显的同一美学特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具有同一美学形态的文学创作受到质疑,警察形象塑造呈现多元化态势;同时在大众审美品位的左右下同一美学色彩又得以强化,表现出类型化、通俗化的倾向。警察形象的成功塑造有待于对同一美学作扬弃,克服消费时代文学文本常有的浅表化和雷同化倾向,以求新的突破。     

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初探

社会法作为寓于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的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第三法域 ,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 ,出现了作为经济领域法律社会化现象的经济法。因而 ,一方面 ,经济法具有广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 ;另一方面 ,经济法与狭义社会法之间 ,各自所对应的国家干预在范围、宗旨和手段上都不尽相同 ,但在经济与社会趋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 ,需要完善其功能的配合。     

常识、常理在司法中的运用

正确理解常识和常理,对司法裁判具有重大意义。常识和常理属于人们的的经验性知识,具有前理性、非系统性、经验性、大众性乃至客观性等特征。在司法中,常识和常理是法官认识案情、解释法律、展开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法官可以运用常识、常理认定案件事实,检验和校正法律推理。常识和常理还是法官进行法律论证的资源之一。但是,不能过于夸大常识和常理在司法中的作用。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

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不仅具有知识累积的意义,而且具有改进中国宪法制度的工具性价值。依托中国宪法常识,可以认为中国宪法的真实性在于：在宪法性质上乃为去政治化的政治法;在宪法权力结构上乃为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二元权力架构;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方式上乃为以阶层宪法权利为核心、以政治主权为主导的政治化保障与实现方式;在宪法监督制度上乃为政治主权者基于使命——规律型代表而存在的垄断性与政治化的宪法监督体制。     

"疑罪"应当"从无"吗?——法治与情理视角下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

有"确信"方可定罪,"疑罪"则应从无,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实践中,无确信而定罪或明或暗存在,导致疑罪从无原则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的重要原因是情理与法治的冲突,解决的路径在于法治对情理的要求适度让步,对传统的疑罪从无理念进行松动,降低确信成立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