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背景

近年来，我国贪官携款外逃的现象有逐年上升之势，如何将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及追回流入境外的腐败资产是反腐斗争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国已正式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给我国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惩治外逃贪官及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缺席审判制度的缺位却使得有关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难以实现，所以有必要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基础上，建立针对外逃贪官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腐败资产追回的法律问题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建了腐败资产的追回与返还机制,为追回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本文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从直接追回、间接追回以及资产的返还与处分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腐败资产追回制度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性机构代表国家在境外提起民事诉讼;促进我国没收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构建资产分享制度。     

从《联合国反腐公约》谈我国刑诉制度的改进

《联合国反腐公约》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就腐败犯罪的追究程序也作出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已经突破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如我国在侦查程序的许多环节,特殊侦查手段,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程序和方式,特别是在犯罪人潜逃情况下如何追回资产,证人作证方式及证人保护等方面,与公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将根据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定的精神,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诉制度进行理论探讨,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更好的打击腐败犯罪。     

反腐败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南京大学学报》近期刊登孙国祥的文章认为，我国传统上应对贪污贿赂的刑事政策需进一步反思和评估：其一，重典反腐有现实基础，但效果有限；其二，专项性、战役性方法短期震慑效应大，但难以形成反腐败常态；其三，抓大放小突出了重点，但形成了执法底线的后退；其四，不断出台的反腐败具体政策适应形势的需要，     

关于追回资产的国际立法问题

追回转移国外的犯罪资产。是国际法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国际司法合作制度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结合《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分析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司法协助法规则,研究追回资产国际立法初步确立的一整套原则、制度、规则和规范。探讨追回资产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遏制贪官携款外逃制度创新

遏制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全球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对我国腐败分子外逃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我国应尽快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腐败犯罪构成要件 ,在立法层面加强公务员管理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 ,建立《公约》框架下的引渡贪官和追缴机制。     

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了《联合同反腐败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同不受《联合同反腐败公约》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约束。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衔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立法上体现出犯罪圈宽泛、刑事责任规定妥当及立法技术科学与成熟等特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有明显的“不严而厉”的倾向,没有起到很好的预防与遏制犯罪的效果——立法思想和立法结果都存在非理性的成分,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克服现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腐败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都有必要完善。     

论我国外逃犯罪嫌疑人责任追究机制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

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成为其缔约国.从我国反腐败及追究外逃人员责任的角度看,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必将推动我国与其他缔约国在国际反腐败工作中的合作.但并不是说有了该公约,我国缉捕外逃人员工作就会顺利开展,关键在于我国要以该公约为契机,将公约上的一些原则体现在我国国内法上,从而修改我国相关法律,为我国开展国际司法合作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能够更好地追究外逃犯罪嫌疑人的责任.     

在比较中借鉴：关于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理性分析——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视角

针对腐败案件设立缺席审判制度,其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而是如何快速有效地追回腐败犯罪所涉及到的资产,它将被告人的诉讼参与权与被害人的财产赔偿权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这不同于传统司法理念那样将国家的追诉权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对立.尽管这种制度可能有侵犯被告人诉讼权益或破坏司法公正之嫌,但在只要采取诸如复审等救济方法来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即可最大程度地避免,从而实现现代司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打击犯罪与守护正义的平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我国有必要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腐败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证人作证方式及其保护、污点证人酌定不起诉和特殊侦查手段等方面作若干修改和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我国虽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如何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与该公约相衔接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私营部门内腐败犯罪的规定,从私营部门内贿赂犯罪到侵财犯罪,将其与我国刑法现行规定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我国立法上的完善与借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的刑事程序原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了一系列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原则,在刑事执法主体方面主要明确了专门性和独立性两个原则。在刑事程序运行程序中确定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核心原则、行动中的合作原则、程序推进中加强控制的原则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于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六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六大国际准则

当今世界,乃准则之世界。任何人类活动都应遵循一定的准则,反腐败更应如此。"反腐败国际准则"对我国反腐倡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立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中概括、提炼出六项主要的反腐败国际准则并加以解读。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引渡法》的借鉴价值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国家间反腐国际合作不断深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填补了国际法在相关领域的空白。相比较而言,我国《引渡法》在某些方面与《反腐公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公约的各项原则和规则还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加以落实。因此,建议比照《反腐公约》的规定,借鉴国际上引渡立法的先进经验,利于完善我国的引渡法律体系。     

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构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思考

据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追逃会上公布的资料,有超过4000名中国外逃贪官在国外“自由主义”的天空下接受“荫护”,我国涉腐贪官外逃形势严峻。而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法规制定的视野不够宽,惩治腐败的法律呈现非系统化,反腐败机构具有非独立性等等。要构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必须树立国际理念,法律制定要与国际法规相契合,积极探索反腐败国际合作的便利路径,完善国内监督机制等。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障碍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存在腐败犯罪法网不严、双边引渡条约数量有限、死刑不引渡立法模糊和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立法缺失等法律障碍。对此,我国首先要严密刑法法网。其次,力争与更多的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从近、中、远期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缺陷,并积极探寻引渡的替代措施。最后,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