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人分类模式的比较与优化

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科学解决,有赖于刑法对其正确分类。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刑法在对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不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各国在共同犯罪人分类上的优劣,倡导共同犯罪人分类的二元论立法结构模式,将有益于我国共同犯罪刑法立法的完善。     

强制隔离戒毒模式之探究

强制隔离戒毒对象均为吸毒成瘾人员，如何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戒毒并形成一种模式，是强制隔离戒毒所探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根据本人多年从事劳教戒毒工作的经验和潜心的钻研，试提出一套不成熟的模式供同仁施教。即：收治分类——生理脱毒——康复治疗——一戒断评估——延续管控。简化为：“分类——脱毒——治疗——评估——管控”十字模式。     

“首要标准”视角下罪犯分类教育研究

随着“首要标准”的提出，给罪犯分类教育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对照“首要标准”的要求，审视当下罪犯分类教育，仍存在着体制建构缺陷、管理目标偏移、分类机制不全、民警专业不专、分类标准缺失等现实流弊。因此，从“首要标准”视角出发，立足于罪犯分类教育理念、制度、标准、管理、保障等层面，提出重新构筑罪犯分类教育体系之途径，以契合“首要标准”的目标要求，实现降低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之刑罚执行终极目标。     

论正犯与共犯的区分——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之检讨

基于正犯理论的实质化演进,现在通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共犯分类标准的分工分类法已经大异其趣,这种修正了的分工分类法试图在分工中解决不同类型共犯人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而更接近于我国的作用分类法。我国目前共犯分类理论应当将分工分类法与作用分类法相结合,发挥各分类法的应有功能,做到对共犯人准确定罪量刑。我国目前坚持正犯判断标准形式的客观说并对其适当修正更为现实和可行。在此基础上我国刑法中正犯与实行犯几乎可以合一把握。     

风险评估应用与研究

信息系统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它贯穿于信息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信息系统安全威胁来自内部破坏、外部攻击、内外勾结进行的破坏以及信息系统本身所产生的意外事故,因此有必要按照风险管理的思想,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进行评估.信息系统是为组织业务服务,风险评估也应采取以业务为导向的风险评估.但在实践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体现重要业务,重要资产,重点保护的原则,这就需要选择重要业务相关的重要资产进行重点评估,如何对庞大数量的资产、脆弱性和威胁进行合理划分处理,是评估过程中一个关键点,本文提出以分类划分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能有效提高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使风险评估更有可操作性.重要资产评估结果对组织在安全措施的选择、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等问题中能有效地做出合理的决策,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监狱警察职业化背景下心理矫治工作专业化的实证研究

现代社会对监狱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监狱警察进行职业化分类，将粗放型分类转为专业型分类，并进行专业化训练，形成专家型的管教队伍体系。在职业化要求的大背景下，监狱心理矫治工作如何实现专业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就围绕如何建立健全心理咨询师队伍素质专业化的培育体系，寻求并建立心理咨询师专业化的外部支持体系，完善心理矫治工作规范化运作的体系等方面内容进行实证研究。     

也论经济法的基本权利范畴

从“价值——利益——利益的实现依据——权利范畴”的路径分析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的法哲学基础，进而阐述确立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对夯实经济法学基础的重要意义，并且在继承其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权、经济分配权和经济安全权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经济自由权和经济协调权也是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     

我国监狱罪犯分类制度的现状与创新

对罪犯分类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分类制度的科学化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我国监狱的罪犯分类制度在改造罪犯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罪犯分类制度的不足日益显现，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罪犯分类标准、分类模式，辅之以分级处遇及其他配套措施，以实现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终极目标。     

监狱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的发展与完善

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发展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监狱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监狱在对服刑人员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在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服刑人员分类、管理和处遇工作要不断发展完善，同时在监禁场所分类、改造力量分类上进行创新，实现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这一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     

共犯的分类与解释论纲

无行为则无犯罪,刑法处罚的是犯罪行为,但刑事责任最终必须由特定的行为人承担。近代以来,为了在共同犯罪领域内更好地贯彻责任主义,世界各国都对参与共同犯罪的行为人进行了类型的划分,这便是共犯的分类问题。世界各国由于共犯划分的类型不同,对共犯论的解释也各具特色。本文对大陆法系的共犯分类以及由此产生的共犯论解释问题只是作了简要的介绍,而对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以及由此产生的解释论问题则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公务员制度的主要运行机制

健全的运行机制是公务员制度实现其科学价值——节省政府运营交易费用、顺利执行政府职能、抑制和减少官僚主义、肪止和反对腐败的根本保证。本文对公务员制度的职位分类机制、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特征、原则及其功能作了理论性探讨。     

“首要标准”下改革罪犯分类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对罪犯实行分类，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管改造工作模式，是适应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首要标准”对提高监狱改造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一视角出发，加强对罪犯分类制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罪犯分类中存在分类过于简单、粗泛、分类管理制度不健全、分类未与处遇管理相衔接、分类存在明显的阻碍、干扰因素等问题要从完善罪犯分类法规制度、确定罪犯分类标准和分类过程、建立完整的罪犯分类体系、推进民警队伍专业化建设等方面推进罪犯分类工作的创新和发展。     

论罪犯分类改造制度

现代罪犯分类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理论界和基层实际工作者对其理解程度还比较表浅。应当从这一制度的提出、特点，以及必要性、可行性等方面认识其深刻内涵，通过研究和对比，发现我国现阶段罪犯分类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套有效的解决方案。揭示罪犯分类制度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监狱职能更为有效的发挥，大大有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论侦查行为的分类

分类是探寻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和路径,这对于侦查行为而言也是如此。通过对侦查行为分类,可以厘清刑事侦查行为的本质,明晰侦查机关权力的具体承担者——侦查行为的价值指向。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不同法系、国家的侦查行为的异同进行研究,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实现扬弃,可以为权利保护提供不同视角,为精确和严密的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监狱按警戒等级分类的实践与思考

监狱按警戒等级划分为高警戒度监狱、中警戒度监狱和低警戒度监狱，是司法部近年来在监狱布局调整、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开展后，对监狱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的又一个重大的战略构想，为此，本文结合上海监狱分类的实践，按照部监狱局对此提出的要求为指针进行研究，提出了上海监狱按警戒度分类的设想。     

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及破解思路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比单独犯罪更为复杂的犯罪形态，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加严重，因此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学界锋芒所向。本文从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出发，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学界关于共同犯罪人分类的相关理论纷争，指出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类存在这思维混乱、因果颠倒等弊端，提出了递进式的犯罪人二元分类法。     

缤纷语丝

“想用所有的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下中国医改近期的五项目标。” ——中国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出后，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看不懂”。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尽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还比较遥远，但是医改所提出的近期目标既能让人民群众看到、得到实惠，又能为最终实现上述目标奠定基础。     

个人所得的分类规制与综合规制

基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国家税收政策价值目标的多元性，无论是采取分类所得税制还是综合所得税制，差异化的规制思路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求对个人所得税法上的“所得”进行有效的分类，以提升规制效果，实现立法意图。我国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和完善了对“所得”的分类，并将其中的四项所得并入综合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进行征税，提升了税法的公平性，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这暴露了个人所得分类税制模式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革、过渡到综合税制模式。但在综合税制模式下，仍需要完善对个人所得的分类，并施之以差异化的规制措施。     

我国企业双轨制立法的冲突、协调与前瞻

目前，我国企业处于双轨制立法时期，即企业一方面以所有制形式为基准分别立法．另一方面又以组织形式为依据分类立法。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导致企业立法中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本文试图运用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此予以探寻和剖析．并提出我国未来企业统一分类立法的宏观构想。     

“权力——权威”关系模式所形成的领导风格探讨

权力有强弱之分，权威亦然。本文运用‘权力——权威”的四种关系模式，即强权力——强权威、强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强权威的关系，分别对五种不同领导风格进行探讨，从而使领导者在运用权力的同时考虑到权威的影响因素，同时使领导者更充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进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