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制度的道德根基考察及其改造

我国刑法第68条规定的立功是我国特有的一项量刑制度,而究其本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和犯罪分子的双重功利主义。通过对其道德根基的考察,会发现现行立功制度是一种对告密行为鼓励、对违反社会最基本道德行为褒扬的法律制度,其违反了立法的最根本的道德基础。进而得出取消在刑法总则中对立功制度的规定,在刑法分则的数个重罪中设立特殊的立功条款更为可行。     

立功制度探微——以刑事政策为视角

立功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裁量制度,是我国刑法所特有的一项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充分贯彻。立功制度原本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的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关于立功制度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存在内涵不明确甚至矛盾冲突的地方,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分歧。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从立功制度的发展以及确立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一条暗含其中的刑事政策发展脉络。针对立功制度存在的不足,必须认真研究当前的刑事政策以及蕴涵的精神,以便指导立功制度的完善。     

立功制度的功利和良知

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以使国家更好地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这是立功的功利所在.而良知原则是功利原则的限制与补充,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与补充,那么,立功制度必然陷入唯利是图,不近人情的地步.我国应当对刑法第68条予以修改.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我国立功制度再探讨

立功制度作为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重要意义。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现行的立功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仍存在着缺憾和不足。突出立功的主观悔罪性,防范买功等借立功制度逃避制裁的违法行为,构建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功制度,是进一步完善立功制度的根本出路。     

浅谈我国的立功制度——从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视角

立功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重要体现,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司法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司法运作成本。然而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立功制度却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使得司法机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现行的立功制度存在很多弊端,分析和解决这些弊端是刑法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立功本质问题研究

文章在分析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立功制度的本质学说的基础上 ,提出立功的本质是功利主义的观点 ,并从刑法哲理和现行刑法规定两个方面加以论证。本观点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没有冲突 ,与刑法公正不相矛盾     

立功制度的价值构造

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对于促进犯罪分子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实现我国刑法的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理论上对其重要价值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在正确界定价值一词基本涵义的基础上,对立功制度的公平价值、效率价值及两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论自首立功的从宽处罚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的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认识分歧亟待统一。本文立足实践,探讨了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立功从宽处罚的适用等问题,并从司法操作层面对自首立功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立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立功是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项从宽处理的制度,贯穿于犯罪分子到案后至服刑期满的整个期间。立功能否成立,应依据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表现、法律效果等来认定。     

适用立功制度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在打击犯罪、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作用重大。应从实体、程序两方面正确认识和运用立功制度 ,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本文从立功的范围、如何贯彻“立功从宽”、适用立功的程序保障等方面作了探讨。     

自首与立功制度的完善——兼评相关司法解释

作为量刑制度中的重要环节，自首与立功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对于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与刑事立法的本意相冲突的地方，拟就自首与立功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     

帮助立功的法律性质及司法确立路径

帮助立功是典型立功的异化形态。帮助立功的困境是，因为帮助者因素的介入，犯罪分子的立功无法被刑法独立评价。帮助立功规制的重点不是帮助立功本身，而是帮助立功中的伴随违法行为，这是帮助立功正义性的“底线”。司法实践应当有限度地承认帮助立功。     

共犯自首与立功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对自首有明文规定,但是共犯自首有其特殊性。研究共犯供述自己罪行的范围、共犯自首与揭发或者协助抓捕同案犯构成立功的区别问题,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此类疑难问题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论揭发型立功与供述相关联的他人犯罪行为性质的界定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立功的构成条件和从宽处罚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亦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对立功的认定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司法机关对于同一立功行为作出不同的认定。然而实践的多样性意味着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将哪些属于揭发型立功加以确认。     

刑事执行法的立法思考

刑事执行法是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备、现行行刑主体的多元化、 《监狱法》的缺陷都呼唤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执行法。五十多年的实践、理论和立法使刑事执 行法的立法时机成熟。刑事执行法的立法应符合刑事执行的规律。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以刑法修正案为视角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基本合理,主要表现为：犯罪圈扩大;合理的非犯罪化或从轻化;保持经济、行政法规的衔接与协调;入罪标准科学化。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趋向加重;缺乏超前和预见性;部分罪名修改缺乏一体性考虑。建议在未来金融刑法立法上。谨慎保持扩大犯罪圈的趋势;改变立法的重刑结构;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原则。     

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承担客观义务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我国立法也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做出了多方面规定,但受近年流行的对抗制精神的影响,我国许多检察人员只注意履行自己的控诉义务,而疏于履行自己的客观义务。为改变这种现状,有必要对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作相应改革与完善。     

立功之功利主义导向研究

一方面司法资源的不足与大量犯罪黑数的存在，另一方面某些犯罪人掌握着其他人的犯罪事实或犯罪线索而不愿意举报。面对这一形势新《刑法》创设了立功制度，为犯罪人提供从宽量刑的机会，以刺激犯罪人的举报积极性。可见立功最初的设定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导向，它满足了国家与犯罪人追求各自最大幸福的需求。立功不要求犯罪人悔罪，也不关注犯罪事实或犯罪线索的来源，只要提供了他人的犯罪事实或犯罪线索即可认定为立功。     

贪污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法律规制的重点,然而事实上贪污贿赂犯罪却没有得到遏制,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欠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借鉴各国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经验,在立法模式上应当建立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性综合立法。其次,在立法中应注意到定量式的罪状建构模式的合理性与先天缺陷,并采用系列立法的方法严密刑事法网。最后,在法定刑的配置模式上,应充分考虑贪污贿赂类犯罪的特质,取消死刑、增加资格刑的选用;同时充分注意法定刑幅度设置的科学性,避免交叉性的规定,以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