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学方法的回顾

外语教学法是研究外语教学规律的科学,它是在外语教学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要了解我国当前的外语教学法,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外语教学法。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浅谈党校应用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探索与实践

一、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构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办公自动化(OA)一直是IT建设的重点;同时,由于办公自动化具有信息量大、复杂,涉及的岗位、人员众多,处理流程烦琐、多变等特点,而成为IT建设的难点之一。实现信息化有个渐进和逐步深入的过程,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信息化实施计划。     

基于信息觅食理论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平台建设的理性思考

如今网络越来越发达,读者对查询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是要找到信息,还要求使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花费最少的金钱得到最适合的信息。因此,高校图书馆需要以信息觅食理论为基础对学科服务平台建设进行创新、突破,利用网络技术对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为读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促使读者回归图书馆。     

君子:先知还是师儒?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把儒家君子等同于犹太先知,认为儒家君子拥有犹太先知的两个基本品性:个人心灵自由和超凡魅力。因此,儒家君子应该像犹太先知一样,承担宣昭真理的职责。借助这种阐释,狄百瑞断言,传统儒家的困境在于:儒家君子批评朝廷的不义,为"天道"代言,但儒家的使命既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也没有宗教超越的依据,从而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到身份困顿和使命幻灭双重打击。狄百瑞的观点并不成立。犹太先知和儒家君子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类知识分子。犹太先知处在上帝与君王之间,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是天意的知晓者;而儒家君子则是一些精通历史、典籍、礼仪和伦理纲常的知识分子,是圣意的顺从者。儒家君子只能担当"师儒"角色,成为"帝师"是他们的最高理想,而犹太先知更类似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政治统治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持批判态度,代表着永恒的"大道"和天地良心。     

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机构变迁的历史比较

中国共产党一度受苏共影响极大,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即是"以俄为师"的产物,但中共中央的组织体系仍保留着一定的独特性。中共虽几度设置中央组织局,但其职权范围与人事构成与苏共中央组织局有很大不同。在中共中央机构设置中,政治局始终是一个独立的领导层级,组织局一直作为政治局的执行机构而存在;而苏共中央组织局长期以来与政治局名义上平等,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苏两党中央组织局虽都是因事而设,但苏共中央组织局之废立受党内斗争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影响颇大,中共中央组织局之调整主要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测度与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不仅依赖于本国的研发投资(R&;D)存量,而且还依赖于国外R&;D的溢出.实证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相对来说要小于国内自身R&;D资本存量的作用.     

一首激情澎湃的即兴曲——浅论《觉醒》的音乐性

超前于时代的女性解放意识不能光成为现代评论者们推崇凯特·肖邦的《觉醒》的惟一原因,作家创作的艺术成就还带给读者美的享受。本文从作品的结构和象征意象的使用两方面探讨了小说具有即兴曲的音乐性特点。     

公私合营（PPPs）模式的国际实践评述

公私合营（PPPs）正在全球广为流行,但就伙伴关系的概念、历史经验和当今PPPs的新模式仍有许多疑问。考察PPPs众多模式中的一种——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合同,可以发现PPPs实施效果评价的矛盾性。尽管PPPs仍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追捧,但我们仍需进一步关注对其未来的评估,以使此类评估远离政策制定者的干扰。     

尼泊尔实现和谈的内容、背景与思考

2006年11月21日,尼泊尔政府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签署了<全面和平协议>,这标志着尼泊尔和谈的实现,从而全面结束了自1996年以来的内战.2007年2月15日,尼泊尔政府颁布了临时宪法,随后成立了包括尼共(毛主义)参加的临时制宪会议.随着临时政府的成立,尼共(毛主义)作为合法政党参政议政,因而在临时政府内部乃至临时议会中的斗争也将显现,斗争的核心将围绕着对议会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然而,尼共(毛主义)要取得议会的多数,实现对议会乃至国家的领导权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目前,尼泊尔处于两个政权、两支军队、两种意识形态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尼共(毛主义)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军队和武器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并非像某些媒体所说的主动"缴械".如果尼共(毛主义)领导人痴迷于议会道路,放弃领导权及革命目标,则必然重蹈西欧一些共产党的覆辙,不仅党将沦为无足轻重的在野党,而且也将出现新的分裂.     

台湾光复初期闽台关系的若干史实

文章简要记录台湾光复初期(1945-1948)闽台关系的若干史实:"合福建台湾为一监察区"、福建省政府协助处理"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台童养成所(崇安)"善后事宜、台湾义勇队撤离前后在福建的活动、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对河南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的思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是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县(市)当前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积极推进平安县(市)建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认真做好人口、环境、资源工作。     

列宁关于俄共(布)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先进性的理论与实践

在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为维护党的先锋队性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他强调,执政党要注重党员质量;要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加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严格对党员干部的法纪;要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负期望 奋力开启新局面

随着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圆满完成,新班子成员陆续上岗。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尽快打开新局面?这是摆在新班子面前的新答卷。4位当选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民委员会主任结合当地实际,畅谈了未来的新打算。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本文比较系统地探讨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文章认为,南昌起义计划的制定和起义后所建政府的架构,是执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至于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苏联顾问的去留问题,联共(布)领导人亦有明确指示。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联共(布)领导人曾有援助起义军的决定。而对于南昌起义和起义领导人叶挺、贺龙,联共(布)领导人也有过自己的评价。本文认为,南昌起义的发动离不开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但由于南昌起义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发动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转折"的烙印。我们既要看到其在处理南昌起义有关问题上不足的一面,又要肯定其作出的贡献。     

列宁关于俄共(布)如何增强执政意识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开始到1924年1月逝世的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里,为增强俄共(布)的执政意识,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中一些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重温列宁关于增强执政意识的思想,总结列宁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强化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共产国际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 ,它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 ,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另一方面 ,它又直接受联共 (布 )控制和影响 ,是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外 ,联共 (布 )实施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另一渠道。联共 (布 )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 ,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决策者。正因为如此 ,联共 (布 )与中共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两党关系 ,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联共 (布 )可以越过共产国际 ,直接给中共发指示、下命令。至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 ,则是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集权式领导。上述这些不正常的组织关系 ,严重忽视了中共的独立性 ,压制了不同意见 ,影响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 ,结果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产阶级之辨

二战以来,中产阶级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的显学。世纪之交,中国中产阶层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焦点。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厘清西方中产阶级的发展脉络、阶级性格及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功能的多元性,培育积极、理性、平和的中国中产阶层,大有裨益。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省港大罢工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省港大罢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对罢工进行了悉心的帮助和指导,布勃诺夫使团和远东局使团则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顺利结束罢工的方针.省港大罢工的顺利结束,稳固了后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