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家花山节

花山节（又称踩花山）是苗族人民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为了办好为期三天的娱乐活动，屏边苗族自治县各乡镇的苗族同胞都要纷纷赶到花山场上踩花山。每年腊月中旬，花山场的主办人就要选择地势较高且开阔的地方，确定踩花山地点，并高高地竖起一根木杆（俗称花杆），花杆上系着红蓝绿色彩带，随风飘扬。节日开始后的每天清晨，当阳光还缠裹在轻纱般的薄雾里时，苗族人民便扔下手中的酒杯，穿上节日的盛装，带着欢笑，向徐徐飘舞彩带的方向，从四面八方鱼贯而行朝着花山场涌去。一年一度的苗族花山节，是苗族文化…     

族群记忆与族群国家认同——壮族布傣族群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问题考察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的归属国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的评价和情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人民长期以来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心向祖国,是族群集体国家认同的范例。布傣的国家认同意识从汉代开始建立。布傣族群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受到国家的影响力虽然有限,但在面临着国家前途或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等重大问题的抉择时,布傣族群仍有自己的标准。     

凉山彝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调查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研究选取206名彝族为调查对象,探索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增强各族群国家认同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凉山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总体态势良好,国家认同略高于族群认同,没有出现两者相冲突的情况;年龄、家庭所在地区、父母族别等客观变量对彝族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有一定影响,但不显著;而文化程度、职业分布、收入、汉语水平、要好朋友的族别等社会性变量的影响显著且稳定。     

族群性的陷阱与族群冲突

族群冲突是社会和政治冲突的延伸 ,冲突双方往往以“族群”来定义自我和相互定义。族群认同构成不仅包括客观特征 ,还包括主观情感与信仰 ,这些主观因素有助于凝聚特征 ,甚至创造或构建特征。冲突不会由于群体的差别而自然发生 ,而是由附着于这些差异本身的特殊意义所致。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实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此以往的研究有些模糊.我们认为,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而民族(族群)认同的实质在于文化认同.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特性几方面可以论证.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价值方面存在关联性.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认同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方面存在包含关系.     

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共生性

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此进程中也存在一种要求尊重、维护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的观点。因此国家和谐稳定和统一发展需要处理国家认同和现有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冲突论＂、＂替代论＂、＂共生论＂和＂辩证统一论＂等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关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的主体、客体、目的和标准依据是不同的,但同时也存在联系,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生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

族群认同之于客籍学者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也是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必然要求。从客家研究肇端,学者身份与客家族群认同就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客家族群的建立和认同依赖客籍学者,客家族群认同的书写演绎和领域拓展,巩固和提升了客家学学者的学术地位。客籍身份的功利应该超越地方记忆和族群认同的契约,才能呈现出非契约性的一面。剥除客家村落聚居的村落单位机制和族群认同的学术藩篱,客家研究方能出现崭新的面貌。     

泰国曼谷的客家神庙与客家族群认同探析

泰国客家总会下辖六座神庙,分别为汉王庙、三奶夫人庙、关帝庙、本头公庙、吕帝庙和南海观音庙。曼谷客家族群的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均与这六座神庙有着深刻的关联。其精英群体通过神庙事务的作用与神庙产生互动关系,而普通大众则通过对神祗信仰的情感体验与神庙产生互惠关系。精英与神庙间的互动关系以书写文献的方式得到体现并形成集体记忆,大众与神庙间的互惠关系则以具体的行动实践表达族群认同。集体记忆与行动实践造成了族群认同方式上的差异,因此曼谷客家族群的认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精英为主体的,接近"工具论"的族群认同方式;一种是以大众为主体的,接近"根基论"的族群认同方式。前者通过神庙事务的具体事件,对族群认同施加影响;后者则通过既得的宗教情感,对族群认同和族群认同的边缘范围产生影响。故此,一个族群认同的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很可能通过两个或多个认同方式及渠道,达成一个族群整体的认同。     

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文化与族群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华侨社会逐步过渡到华人社会，新一代华人在政治认同、身份意识、文化认同等方面都与老一辈华侨有很大的不同，马来西亚也不例外。2003年开始，我们在部分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来福建的部分青年中开展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另外还委托在马来西亚的王董教总做了问卷。我们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现状、认同意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等方面进行初浅的探讨。     

华南族群的互动与认同

华南地区少数民族族群来源复杂,结构多样.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许多原始族群活跃在华南,族群之间不断互动、涵化,到清朝基本定型为三个层次.华南族群中既包括少数民族族群,也包括汉族族群.各族群的认同基本上都是从族源认同和语言认同两个方面来概定,其中,语言认同方面汉族族群的方言比少数民族族群的方言种类更多,内容更丰富.     

广西苗族民歌中的族群记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口口相传的苗族民歌成为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苗族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向不同地区迁徙,并最终形成了苗族的分散居住格局,但是大多数地区的苗族民歌中依然保留着一定的族群记忆。广西苗族民歌不仅保留了苗族民歌的基本特征,也在内容、价值观、主题等方面延续了族性的阐释,形成了特有的族群记忆书写。这些族群记忆的存在不仅能够促进当地民众的文化认同,也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成为苗族人和其他民族区别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广西苗族民歌的传承过程中还需要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书写族性,延续族群记忆,以苗族民歌中的族群记忆保留促成苗族文化的传承。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试论城市散杂居回族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以九江市回族为例

九江市回族以其回族绝对人口少、分布相当分散的特点,成为一个研究散杂居回族的研究个案.笔者通过对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分析,阐述了其不同于西北"典型回族"的不同特点,并且希望通过对九江市回族的族群发展现状的反思和发展趋势的展望,引起更多人对城市散杂居回族发展的关注和研究.     

跨国民族劳务输出中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龙井市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韩国为例

龙山村S屯朝鲜族劳务输出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种劳务输出在谋生空间上的跨国延伸,导致了S屯朝鲜族对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上的动态调整,一方面强化了跨国族群间彼此不同的国家认同,一方面反而弱化了原有的族群认同意识。     

苗族花山节

我国苗族人口有900余万，云南苗族约有104万人．花山节是云南苗族最为隆重的节日，参与范围最广、规模最大、活动项目最多。往往一地举办，四面八方的苗族同胞都会赶来，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现代背景下帕西傣的族群认同研究

传统社会中,族群认同主要体现为本族与邻近族群互动过程中排斥与接纳的边界建构结果;而在现代背景下,传统的控制日益变得薄弱,日常生活不但受到来自地方性的影响,同时受到全球性浪潮影响。国家民族识别对族群的重构、交通和通讯设施的改善,都使族群面临着多样性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也体现出新的特征,以帕西傣作为研究对象来对这些新的特征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论"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

本文首先解析了西方学者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接着展示了中外学者对“族群”概念的各种解说,明晰了其学术及实践价值。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将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关联在一起的现实意义,初步彰显了学术研究中固有的政治倾向性。     

边民跨境务工的族群认同研究——以广西那坡县那孟屯为例

边民跨境务工成为边民互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中越两国边民在不同时代到彼国进行务工活动,体现了边民在原生情感的作用下优化自身利益的工具性与原生情感水乳交融的特质,两者相互作用使边民在务工中达到互惠互利的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现代跨国务工群体的族群边界在国家作用力下如何得以划分。     

虚拟空间的客家族群认同建构——以客家联谊会QQ群为例

虚拟网络空间为客家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成员之间通过地缘性、对客家文化消失的危机意识、和优秀的客家人成为一个族群的荣誉感以及对于客家饮食文化的共同的记忆,将散居在各地的客家人凝聚在一起,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