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教学随笔

一、温热毒邪属于戾气 现行《温病学》三版教材把“温热毒邪”作为与戾气并列的病因(四版征求意见稿与此相同),其所引起的疾病即各论中的温毒,包括大头瘟、烂喉痧两个具体病种。 在戾气之外提出“温热毒邪”既有理论失误,又有逻辑混乱。人们知道,有关这类病因,王叔和提出过时气,异气,巢元方提出过乖戾之气,吴又可综合各家之长提出了杂气,疫气、戾气等。其致病都有传染与流行的特点。尤其是吴氏论述疫病最详。他认     

《证类本草》白字考异

《证类木草》是《大观本草》、《大全本草》、《政和本草》的统称。它们的版本极多,因版本不同,其黑字白字分书则难免互有出入。本文选用以下几种《证类本草》版本研究之。 《大观本草》用日本安永四年(1775)望草玄据元大德六年宗文书院刊本翻刻,简     

《丁甘仁医案》肿胀证治试析

丁甘仁(1866～1926年),名泽周,江苏武进孟河(属今常州)人,为孟河医派大家之一。初行道于苏州,复东行之海上,医名大噪,垂四十年,著有《药性辑要》、《脉学辑要》及《痧喉症治概要》等书。其《丁甘仁医案》8卷,为其门人所辑,是书录医案896则,分门别类,足以体现先生学验两富。此处仅就该书肿胀门中所列治案,试作分析如下。     

寒疫辨析

寒疫最早见于《伤寒论·伤寒例》中，当时依据发病的时令与气候因素称其为“时行寒疫”。尔后因寒疫概念与时行病逐渐分离开来，多称之为寒疫。寒疫为感受寒性疫疠之气而发病，四季皆可发病，并与“暴寒”有一定关系，属广义伤寒范畴。寒疫与狭义伤寒同为感受寒邪为病，不同的是寒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而可遵从伤寒六经理法辨证施治。     

余霖治疫“按症加减”心法初探

清初安徽桐城医家余霖所著的《疫疹一得》,对热疫的证治作了系统的论述。热疫以肺胃为窝巢,因胃为十二经之海,故其热毒之邪每每淫及十二经,戕害百骸,从而出现种种变态无恒的恶候。鉴于余氏治疗多以清瘟败毒饮为基本方,其变化主要在“按症加减”中,故对此探讨就成为研究余氏治疫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疫症恶候共五十二症,除腹痛不已、舌长、战汗外,其余四十九症余氏皆以清瘟败毒饮加量(指重用某些药物)或再加味治之。清瘟败毒饮系白虎汤、凉膈散、黄连解毒     

濒湖炮炙法的考察

《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其中330味药载有“修治”专目。在“修治”专目中,综述了前代炮炙的经验,上自《名医别录》,下至明代李时珍,总计有五十家炮炙资料,皆由李时珍收录.所以《本草纲目》的“修治”专目是集中国药物炮炙之大成。清代康熙43年(1704)张睿(仲岩)从《本草纲目》“修治”专目中选择常用药物124种,汇编成册,题名为《修事指南》,1928年     

《华佗神医秘传》“樊阿注”辨伪

《华佗神医秘传》(以下简称《秘传》)卷二十二载有《华佗注仓公传(附)》一卷,该卷集《仓公传》中之淳于意医案,并于每案下分别记有所谓“华佗、吴普、樊阿”等人的注文。细读此等注文,不难断为伪作,尤以“樊阿注”为最。本文选其中所谓“樊阿注”五则辨析之,以飨同好。     

对《温病条辨》某些方剂化裁的研讨

《温病条辨》(下称《条辨》)不但系统地论述了温病的证治,而且在方剂的化裁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全书载方205首。现就其中某些方剂的化裁作如下研讨。 一、银翘散 《条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旨,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加减,创制了辛凉平剂银翘散,用于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初起但热不恶寒而渴之候。全方清热而不凉遏表邪,透表而不强行发汗,有轻以去实之能,无助热伤津之弊。此方的化裁有如下情况: 1.在卫营同病或太阴温病内传营血时,将银翘散或除去其中辛散发表之品与清营凉血之品配用,一是治疗太阴温病,二是借其轻清透邪之力,协助清营凉血之品以解营血邪热。如:(1)银翘散     

关于赵简王之生年考

赵简王朱高燧,为明成祖第三子,知医,曾得《素问》全本,因补王冰注本中之缺篇而作《补刊素问遗篇》一卷。关于其生卒年限,《中医人物辞典》记为“1395年～1431年”,笔者特就此作一小考。 《明史》卷118《成祖诸子·赵王高燧传》略云:“赵简王高燧,成祖第三子,永乐二年(1404年)封。宣德六年1431年)薨”。《中医人物辞典》其卒年载同。关于赵简王出生年月,于本传无考。 考明·王世贞《(合廾)山堂别集》卷33《亲     

吴鞠通治痰饮浅探

吴鞠通氏,不仅为温病学之大家,且对内伤杂证颇多创见。兹不揣浅陋,仅就《温病条辨》(简称《条辨》)和《吴鞠通医案》(简称《医案》)中有关痰饮的论治,试作蠡测之析。 一、治内饮,宗“饮属阴邪,非温不化” 1.辛散逐饮:吴氏认为:“饮家反渴,     

关于华佗国籍争论的刍议

华佗的籍贯早在《三国志·魏志》和《后汉书》以及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中明确记载为“沛国谯人”(今安徽省毫县),千百年来为世所公认。华佗死于东汉献帝建安7～12年(公元202～207年)之间。编《三国志》的陈寿生于蜀后主建兴11年(公元233年)卒于晋惠帝元康7年(公元297年),张华(公元232～300年)与之同期。他们与     

三晋文化与民族融合

“三晋”之称 ,最早约见于《战国策》。《赵策》有云 :“及三晋分智氏 ,赵襄子最怨智伯。”《史记·周本纪》也有“三晋距秦”的话。这个称谓源自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史实。原来 ,晋国是春秋各诸侯中最强的国家 ,《孟子》就有“晋国天下莫强焉”的论断。晋国的卿士中 ,赵、魏、韩三家最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前 4 0 3年 ) ,三家瓜分晋地 ,各自独立 ,成为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开始。由于晋国原地主要在今山西 ,所以后人就用“三晋”指称山西。文题所谓“三晋文化” ,即指山西文化。“三晋”地处黄土高原东部 ,周秦以来就是汉民族与“戎狄”杂居之…     

乾隆为何将降臣单独列传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清咼宗爱新觉罗·弘历命国史馆为“明臣之降顺者”另立《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叮嘱修纂官据实直书,瑕瑜不掩。此书最终定名为《贰臣传》。书中记述了明清鼎革之际的“贰臣”传记凡120篇(另有5篇为附传)。对于事穷势迫、力屈俘降的洪承畴、祖大寿、李永芳等51人,视为本朝“宣力之臣”,编入“甲编”。     

司马迁《史记》的哲学观与史学观

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把研究“天人”关系、“古今”变化作为史书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天人关系”自先秦以来就是     

公务员新法与旧例之比较

在对《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称“公务员法)”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新法与旧例的差别并提炼了公务员法“新”之所在,比如:新法明确了公务员的范围,实行公务员分类制度,实行聘任制等。     

试论《温疫论》在温病学说形成中的奠基作用

吴又可《温疫论》是第一部温病学专著,近代对其探讨者甚多。笔者认为其不仅揭示了传染病病原的种种特性,而且为整个温病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温病学家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均受其影响,至今某些温病学的重要理论仍源于《温疫论》。因此,不能视《温疫论》为偏歧之著而低估其学术价值,对其应作出客观的评价。     

心理辅导的人性观

早在上个世纪初,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在其所著《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之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之败之也”。(自序)《建国方略》首篇就提出“心理建设”。并从“以饮食为证”、“以用钱为证” 等八个方面进行阐述,批判历来认为“知易行难”,而认为“知难行易”。相当于现在提出的“观念指导行动”,“首先转     

当归芍药散安胎浅识

《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曰:“妇人怀娠腹中(疒 ㄎ)痛,当归芍药散主之。”“(疒 ㄎ)”《说文》作“(疒 ㄐ)”,腹中急痛也。妊娠腹中急痛乃流产先兆,故本方治(疒 ㄎ)痛以安胎乃仲景用方之本旨。     

吴鞠通温病咳嗽辨治经纬观探析

《素问*咳论》说：“五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历代医家多崇之，然诸家立论太繁，难得其要领。自明代张景岳以外感、内伤立论起，则纲目分明。然而，诸家率以辛温治外感咳嗽，误人多矣。唯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对温病咳嗽的辨治独出心裁，纵辨三焦，横辨燥湿，确能补前人之未逮，启后人之思路。 笔者兹以《温病条辨》［1］(简称《条辨》)、《吴鞠通医案》［2］(简称《医案》)医论医案为依据，对其温病咳嗽辨治经纬观探析如下。 1 辨治经纬观内涵 1.1 纵辨三焦《条辨》上焦篇论及咳嗽计9条(第3、4、6、28、29、52、55、56条及“补秋燥论”之第2条)；中焦篇论及咳嗽计3条(第17、23、67条)，下焦篇论及咳嗽计7条(第31、35、41、47、48、70、78条)，可见在温病的上、中、下三焦三个不同病理阶段皆可出现咳嗽。咳嗽是温病的症状之一，而处于不同病理阶段的咳嗽必然带有其所处阶段的病理特点，因此纵辨三焦是温病咳嗽辨治的关键。 1.1.1 上焦咳嗽，其治在肺：吴氏认为：“太阴风温、温热、温疫、冬温……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1］当然，此等温病未必皆咳，而“咳者，加杏仁利肺气”［1］则已。可见吴氏治上焦咳嗽，力主辛凉，确补前人之未备。向来诸家以辛温统治伤寒温病咳嗽，不知寒为阴邪，太阳为腑属阳，阴邪伤人之阳，自当辛温；而温为阳邪，太阴为脏属阴，阳邪伤人之阴，则当辛凉，诚有以也。虽然辛凉宣上之法已定，但病有轻重，咳有微甚，不可不辨。如“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1］。此较银翘散病轻而咳重。     

《伤寒论》火逆证的研讨

误用火法(如烧针、艾灸、火熏、熨背等)治疗所引起的多种变证,《伤寒论》命之曰“火逆”(第116条)或称“火邪”(第114条)。火法中的熏、熨等目前虽已少用,但烧针、艾灸则仍沿用不衰,且论中多处提到“当灸”、“当解之熏之”等,说明仲景并不因火逆证而反对使用火法,仅是告诫后人使用火法必须慎之又慎,否则易误治致变。书中所载有关条文达18条之多,是见仲景对火逆证的重视,亦是《伤寒论》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探讨,以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