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

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常性、违法性、罪性。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应当表述为“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教育疏导,依法制止;慎用武力,惩办首恶”。上位原则是依法、比例、效率。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公安机关警力的使用

群体性事件一经产生,公安机关常常是主要处置职能部门,很多时候理所当然成为处置的主力军,怎样找准自己的角色,科学、高效、规范地使用警力,这是群体性事件得以成功处置的关键!     

处置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法律主体问题（上）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是否妥当．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法律的尊严、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在边疆民族地区．处置不当甚至会引发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因此．必须妥善处置边疆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能够通过纠纷主体之间的相互妥协退让得到解决．但是．由于对立双方存在较严重的利益冲突．达成和解协议是非常困难的。要处置群体性事件就需要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化解双方矛盾。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警察公共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警察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加强对警察公共关系的研究是公安机关更好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要。警察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扮演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公共安全的的角色,运用警察公共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是可行的,开展警务公关的具体措施包括:牢固树立舆情观念和公关意识、严密舆情控制、及时开展应对公关及必要时现场喊话公关等。     

论群体性治安突发事件行动中警组的先期处置

群体性治安事件突发的前期，正在该区域当值的警组首接指挥中心指令（或接到群众报警）后，常在警情紧、时间急的情况下，迅速赶赴事发现场进行先期处置。由于前期到达现场的警力有限，如何有效并妥善地先期处置事件，对于后续力量顺利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先期处置的警组应明确其职责范围．行动中遵循及时性、安全性、适度性与保全性四大原则，按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行动的实施、事件后续处置的移交工作等三步骤有条不紊地实施，以减少失误，为成功处置该起群体性事件赢得先机。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在中国，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使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各种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复杂特征，从法律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定性、分类并加以规范，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所在。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已呈高发态势。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然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为化解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需要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辨析事件性质、揭示发生原因、阐释演变规律,是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前提,也是从本质上正确把握处置思路的基础。     

瓮安事件提示基层政府转型之迫切

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在贵阳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7月4日新华网）     

警察驱逐、制服性武器使用权的法律思考

使用武器、枪支是法律赋予警察的神圣权力。依法使用武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重要职责。但现实中刀枪入库,使得武器的使用权形同虚设。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这种非对抗性的冲突,更加要求警察慎用警械武器。特别是对于使用杀伤性武器,争议更是不断。做为非致命性的驱逐、制服性武器就越发重要。本文探讨驱逐性、制服性等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权及法律规制。有利于保护警察执法权益和警察生命安全,法律尊严的宣泄。从长远更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缉捕行动中的“默契”之剖析

现代缉捕行动，特别是针对突发性、暴力性、群体性犯罪的缉捕行动，仅凭警察一人作为独立实施主体的单警缉捕之传统作战模式，已难以胜任，多警、多警种、多警力单位协同缉捕、合成作战，遂成为必然。而作为其关节点之一的“默契”，则尤显重要。     

边境地区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阶段,各种利益相互调整、不同的阶层冲突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引发了不少的群体性事件。在边境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我国边境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宁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公安边防警察作为维护我国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执法力量,探究预防和处置边境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措施,提高警务应对和处置能力,对构建边境地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包头“11·21”空难谈重大群体性死亡事件的前期处置

2004年11月21日,震惊全国的包头“11·21”空难毫无预兆的发生了,包括6名机组成员、47名乘客,2名地面人员在内55人全部遇难。事件发生后包头市公安机关在上报的同时迅速调集警力封锁刑事技术2005年第4期了位于包头市东河区南海公园的中心现场,在空难处置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展开救援工作。至22日11时检验工作结束,并开始了初步的善后工作。包头“11·21”空难是内蒙古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难,对于这次空难事件的前期处置是至关重要也是相当成功的。也是对公安机关处置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严峻考验。笔者认为处置这样重大群体性死亡事件要注意…     

群体性事件行政决策应对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频频爆发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也是地方政府处置不力应对乏术的表现；从调研中得到的部分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结果信息分析:行政决策者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事件时失误比较大,粗心大意,控制群情不办,导致严重的财物毁损事件发生；构建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的行政决策机制,演练预案,比对落实责任,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孙子兵法》与处置群体性事件谋略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论述谋略智慧的军事巨著，在孙子“全胜”思想的指导下，主张通过认识战争规律来控制战局，用计策谋略来赢得战果。当下，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按照“以柔克刚、依法行动、注重实效”的处置原则，通常采用《孙子兵法》的“攻心”、“择机”、“拖延”和“就势”谋略，科学妥善的处置群体性事件。     

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对策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我国进入群体性事件高发时期。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日常工作中存在的警察权异化及对紧急、特殊情况的预防及控制措施不得力,使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社会效益不高。根据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应强化对警察权的监督;对特殊紧急情况的预防和处置阶段要做到"发现早、反应快、处置好",使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塔西佗陷阱的消解与避免——基层公安机关公共关系危机应对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警察公共危机事件愈来愈多,警察公共关系危机事件从上海“杨佳案”到贵州“瓮安事件”,从近期的“启东事件”到“平度征地案”,吸引了大众媒体的注意,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批评.公共关系危机对基层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严重损害,使基层公安机关处于社会舆论的负面焦点,稍有处置不当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本文从基层公安机关层面探讨了警察公共关系的现状,分析和研究警察公共关系危机的根源,从消解和避免两个不同的层面,探讨塔西佗陷阱出现后如何通过先期的工作和有效的对策去预防和化解危机,通过公安机关自身队伍建设和有效的机制改革远离“塔西佗陷阱”.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方面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利益对立的阶层,社会控制、管理机制运转不灵都必然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频度和强度。因此,群体性事件频发是社会矛盾在新形势下的综合反映,是各个群体利益冲突的现实体现,是集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的结果。本文首先就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其类型,然后对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进行阐述,分析了其功能与作用,最后在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构建的有关建议。     

警察打死警察案的再思考

“5.3”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所引发轰炸式报道,震动全国,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议论。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执法者自身守法意识薄弱，特权思想严重。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不能不对发生类似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求找到杜绝这类事件的方法。     

改革攻坚期下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探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成为专家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考查近些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它呈现出几个新的特征,数量越来越多,规模和影响也越来越大。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有各种各样的触发诱因,处置不当、官僚主义、参与者法制意识淡薄及别有用心者煽动等。更重要的它有两方面深层次的根源：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凸显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落后;二是法治建设不健全,法律观念不扎实。     

依法应对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突发群体性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当前严峻复杂的社会稳定形势下,亟待抓紧研究建立应对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针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国内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些主要特点。从政治学角度,深入探究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肇因,为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群体性矛盾提供有益的启示。从预防与应急准备、实时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四个方面,提出应对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制度,以规范处置行为,提高处置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