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试论邓小平的权威思想

中国正处在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权威的掌舵和指引。邓小平的权威思想内容丰富,主要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权威,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人民群众的权威。邓小平的权威思想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试析我国政治公共权威在法治建设中所担当的角色

我国的法治建设,被称为权威推动型法治。政治公共权威在其中担负着主要角色,发挥着领导作用,这在一定时期是必须的。但政治公共权威又对法理权威的形成和法治的最终实现产生了不利和消极的影响。因此,让广大民众成为法治的主力,尽快促成权威的转化,就成为法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法治视角下: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主要建立在民众对执政党的拥护、支持与认同上,这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权威的形成需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法治基础之上的执政党的政治权威更是有民主性、合法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建设是加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关键。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法律权威维护之关系

政党权威与法律权威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权威。同时,两者又围绕着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是树立和增强政党权威的过程,是作为权威主要承担者的政党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过程。法律权威维护的过程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发挥自身作用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了树立政党权威,使党的意志借助法律权威得以贯彻和执行;法律权威是对政党权威的约束,同时也是对政党权威的肯定。可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法律权威的维护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两者是相互契合的。两者良性互动的契合点是依法执政。     

论依法治国视域下法的权威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法治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依法治国成了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主题。切实发挥法治的作用,用法治代替人治关键在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的权威,树立和维护法的权威是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前提。因此,法的权威的含义可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三个层面来理解。针对法的权威遭到损害的原因,提出树立法的权威的措施主要是:立法机关要制定良好的法律,确保法律本身公平正义;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建设法制政府;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对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监督,规范和制约其权力运行。     

论当代领导的权威及其塑造

虽然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但权威及其塑造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有关权威的理论,领导权威是由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构成的,其本质是“影响力”。我国当代领导权威塑造有两种途径:外力塑造和自我塑造。     

程序化与判例化：司法权威的正当化机理

司法解释权威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核心环节.程序权威与解释权威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司法解释只有在法律适用程序中作出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取得促使当事人履行判决的权威性效果.另一方面,程序的权威必须借助诉讼活动、司法解释和司法裁决才能彰显其直观公正的权威性.所以,判例权威是程序权威和解释权威的最佳表现形式.因此,为了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就必须建构司法解释、法律细则的程序化和判例化机制,借助于程序权威和判例权威实现司法权威的正当化.     

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浅析

恩格斯认为,权威由外在强制力和内在服从所构成,其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及生产实践,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深刻塑造了历史。权威按其历史形态可分为政治权威、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其在不同的领域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权威无法被消灭,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和自治都需要权威的存在,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为履行社会职能,也需要权威的存在。     

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恩格斯《论权威》的新时代启示

恩格斯的《论权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论权威》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阐释与论证,对于新时代维护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权威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论权威》蕴含的思想论断启示我们:新时代党的领导权威对于实现"中国梦"、全面从严治党以及统一党内意志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不仅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前提,又是维护全党意志统一的必然要求。     

维护领袖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重读恩格斯《论权威》

权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领袖权威作为权威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牢牢坚持的重要原则。恩格斯的《论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的经典之作。重新回顾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有助于为我们在思想上重新认识和深化理解权威理论,在行动上能够自觉维护领袖和中央权威。树立和维护领袖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论转型期政府权威

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主要由政府的权威来推动,而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政府权威正呈现出逐渐弱化的倾向。提升我国政府权威,政府要提高维护社会再分配的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运行效率,提高政府文化的引导能力。     

读《论权威》——兼论马克思主义权威观对我国的指导意义

权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本文总结了《论权威》的基本思想,并指出了这些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政府权威的建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的行政需要政府权威。文章结合党的十六、十七届全会，以及政府权威建设中必须注意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领导作用。政府从和谐社会出发分析政府权威建设的必要性，政府权威建设的方式     

从权威接受论谈“质疑性权威观”的构建

建立在官僚制理论基础上权威观过分强调对权威的维护,从而制约了外在机制对权利监督作用的发挥,导致权力滥用无法得到及时矫正而愈发恶化。公众受传统权威观的影响,面对权威行为失当的情况无法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导致其监督作用无法有效地发挥。巴纳德提出的"权威接受论"对传统权威观过分强调服从的观点的批判,为社会公众在面对权威行为失当的情景下的行为选择提供了重要借鉴。要确保外在监督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就必须对传统的权威观的弊端进行反思,建立质疑性而不是盲从的权威观。     

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邓小平为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主要采取了三项大的举措:重新评价并正确认识领袖;重申集体领导这一领导原则的权威,在宣传上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通过这些举措,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型。     

司法权威的社会结构分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变迁的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威是在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所以,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对权威产生影响。在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社会中,权威主体必须对其权威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做出调整,在权威需求者对权威服从的最大化和对权威的抗拒最小化之间寻求平衡。否则,其权威必将受到损害,并最终丧失权威。     

试论工国城市社区中执政党权威的结构转型

对于执政党而言,要能对国家政权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应该从社会中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更大程度的认同,社会是执政党权威形成、维持和增大的源泉。纵观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执政党权威在城市社区中有过两次重大的变化。然而,从当前执政党权威在城市社区中的效力来看,出现“权威真空现象”,亟需再一次的结构转型。     

权威分化视阈下的农村基层治理困境与消弭

农村基层各方利益博弈日趋复杂化,农村基层治理权威不断分化,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新一轮治理困境。一方面,政治权威日渐消解,另一方面,农村民间组织化权威日趋兴盛。必须改造传统农村政治结构与权威形态,保持政治权威的正功能和向心力,以适应民间组织化权威崛起后乡村治理现实,同时引导和限制民间组织化权威的负功能与离心力,使农村政治权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能步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