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长株潭区域政府间政策协调问题

本文通过对公共政策协调现状的分析,提出在两型社会和十一五有利条件下,应遵循考虑长株潭地区共同的公共利益、注重效率和公平、因地制宜的原则,优化地方政府间公共政策协调。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制度的功能与结构研究

劳动争议解决制度是决定某一争议案件能否得到及时、公正、依法有效处理地关键。我国目前实行以一调、一裁、两审为核心内容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其设计初衷是以仲裁为中心、诉讼为辅助并将调解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辅助程序,将绝大多数劳动争议在调解和仲裁阶段予以解决。作为动态的纠纷化解和社会治理机制,     

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研究

本文考察了劳动争议诉讼的审判机构.通过对国外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进的比较研究,发现有两种模式:一是普通法院式,二是特别法院(庭)式.后者又具体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自成体系的劳动法院(庭);二是设在普通法院中的劳动法庭;三是具有准司法性的行政机构模式.通过对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的设置的分析,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由民事审判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诸多弊端,已经不适应劳动争议审理的现实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完善我国劳动争议诉讼审判机构的设想:我国应当设立劳动争议审判庭,并且,在其人员配置上应当贯彻实行体现"三方原则"的特殊陪审制.     

论我国府际关系的法治化——以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切入点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失范、失衡、失控的状态。此种格局的存在使得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课题。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条块分割"的权力体制以及民主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三大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的基本方略:一是行政区划与政府层级的重构;二是事权明晰划分与分税制的全面建立;三是财政资源整合机制与府际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而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治化在实现途径上有维持现状方案、法律改革方案与宪法改革方案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论争议的在线解决

ODR是ADR的在线形式,两者所涉问题并无多大差异,但ODR却更为便捷,有时更是一种唯一切实可行的争议解决模式;ODR同样符合法律所要求的质量与公平的最低标准,但也难以克服其固有的缺憾,如独立性、语言障碍、可执行性等方面的问题;诉讼ODR在提高司法审判效益的同时,也将对诉讼证据规则及法庭的权威和判断力形成某种冲击。     

虚拟空间的争议解决机制

电子商务的争议解决机制不同于传统商务;仲裁、调解等机制是其主要方式;同时按其特征可以分为开放式服务机制、信用标志机制和市场机制等形式。中国的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刚刚起步,但必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研究——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视角

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的差异是影响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论文通过"中央对省的支持力度"、"省内的收入集权程度"、"省市对县的转移支付倾斜幅度"以及"省内县际间转移支付横向分配的均等化取向"4个变量维度对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进行组合,得到中间层级政府财政分配行为的8种模式。同时,对各种行为模式下的省内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进行预测,且通过了2004年以2000多个县的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从而解释了不同政府间财政分配行为模式下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论部分探讨了中间层级政府应当如何在"增长"和"均等"之间进行权衡。     

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

国际商会在调整和促进国际商业交往方面已有近80年制订规则的经验。这些规则包括争议解决规则，用来解决贸易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争议。《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即代表了国际商会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是由来自75个国家的商业团体代表与争议解决专家商讨的产物，目的在于为商业伙伴提供一种最符合其需要的友好争议解决方式。规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事人有权自由选择其认为最适于解决争议的方法。若未对采用何种方法达成协议，则采用调解。     

从微观行为视角看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下级政府间互动模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环境的变迁。当前,上下级政府间互动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存在个人化色彩较重、部分规范性文件法理权威不足、决策执行效率低等问题。因此,完善法制和加强人大的地位,有助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引导上下级政府间向互动良性发展。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批判与重构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社会和谐进步的表现.我国<劳动法>从颁布实行至今,已经走过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但现在看来,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对于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已经显露出很多弊端与不足.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必须对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重构一个更加合理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才能真正体现<劳动法>的价值取向,确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论消费者纠纷专门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

消费者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但其有自己的特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纠纷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得以化解,但多元化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多元化,尤其是具有迅速、便利和准司法性质特点的仲裁机制的作用没有被发掘出来.在分析消费者纠纷各种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消费者纠纷专门仲裁解决机制的若干措施、建议.     

中国参与建立的区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RTA争端解决机制是RTA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等实例出发考察了RTA争端解决机制对RTA运行的影响,并对CEPA以及我国对外签署的两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和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智FTA)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了分析。RTA争端解决机制是保障RTA正常运行的核心,作为一种新型的RTA,CEPA应当构建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CAFTA以及中智FTA的争端机制基本上顺应了世界RTA发展潮流,但也应当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WTO争端解决中的司法克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源于GATT四十多年争端解决实践中的"司法克制"思想,在WTO时代也得以"衣钵继承"并呈现出新的特色.作为GATT /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外交取向"向"司法取向"演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缓冲"和"润滑剂",它不仅贯穿着GATT /WTO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取向"的全过程,而且两者的"博弈共存"对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不断"机制化"从不同侧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可以预见,即便WTO争端解决机制演化成国际贸易法院,基于国家主权价值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特殊性等原因,"司法克制"思想也绝不会"销声匿迹".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从"司法克制"的历史轨迹与现实运作中获得理性启示,籍以善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保驾护航.     

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谈国际法效力的强化

国际法一直以来都是以“软法”、“弱法”的形式出现,努力加强国际法的拘束力,以有效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发展的一个方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司法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论是其制度设计,还是其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国际法拘束力不断加强的发展趋势。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对WTO农业体制的影响

较之农业谈判的举步维艰,争端解决机制在对WTO现存规则的澄清和完善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应有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争端解决机制对农业体制的影响有限,更高层次的农业贸易自由化仍需要农业谈判的推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决策与公众参与

专家决策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依照DsU的有关规定,专家组成员可以请求其他专家帮助他们评估某一WTO成员方的政策,以界定该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其所承担的自由贸易义务.然而,不论是专家的选任还是专家意见的征求,都有需要改进之处.WTO争端解决的法律化及民主化是公众参与的先决条件.实质上,公众参与的法律基础是透明度.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手段,可以大大加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     

论完善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立法解决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争议已经成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现存解决机制中无论是就抽象权限还是具体权限的争议解决都存在诸多缺陷。按照法治化的思路,对立法解决机制的完善应该依循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影响、地方对中央的相对自主以及两者在利益交涉上的平衡的路径加以实现,以突出立法解决机制重在争议预防的策略。     

试论鉴定意见的可诉性———兼论鉴定意见争议的解决

司法鉴定意见是司法鉴定人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个人认识和判断,不仅受到仪器设备、鉴定方法以及实验室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会受到司法鉴定人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实践经验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对于同一专门性问题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鉴定意见,其可靠性和科学性也无可避免会受到当事人的质疑。通过对司法鉴定的属性、可诉性的审判实践、法理上的分析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对一些法律行为的可诉性规定等方面进行探讨,以寻找司法鉴定意见是否可诉的答案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争议的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