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生产与消费关系新探

正确认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增加有效供给,刺激消费需求。     

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运行机理与构建路径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有效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措。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改良消费习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提高其消费意愿，增加有效供给扩大消费需求是其运行机理；而构建“城镇化”国内需求创造机制、“同步化”的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机制、“三心化”的消费环境优化机制和“多样化”的有效供给机制是其主要路径。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新常态下消费成长

新常态下我国消费成长呈现出新的特征——消费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行为的理性化,消费产品的服务化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等;同时,也面临系列的供给约束——公共品供给不足、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服务性消费供给不足及消费环境不良等。由此,新常态下中国消费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应以推动消费政策供给方式转变为关键,以扩大公共品供给、完善产品供给体系和优化消费环境等为重要内容,扭转供需错配,完善供给体系,推进消费成长。     

从“第三部门”理论及视角反思我国的宗教慈善现代转型问题

宗教和慈善两者体用相存,在伦理层面上基于共同的价值共识而衍生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公益形式即宗教慈善,成为人类公益慈善历史的源头之一。但进入现代民主文明社会以后,伴随政教关系改革,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完善,第三方独立组织的崛起和民间公益意识的觉醒,宗教慈善的社会参与逐渐被边缘化。现有条件下,我国宗教慈善应该在悠远的文化传统、富集的资源、较高的公信力等优势基础上,返本开新,探索宗教慈善的现代转型和创新。从基础理论、组织结构、供给系统方面开辟新的路径,力争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积极活跃的公益力量。     

文化体制改革的文化消费效应研究:经验事实、理论逻辑及政策取向

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文化消费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是:正确处理文化建设具有的社会公益与个体私利双重功能、文化产品包括的意识形态与商品形态的双重属性、文化发展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并由此通过边界界定、产品规制与效益评价来影响文化消费。新时代增强文化体制改革的文化消费效应,需要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主线,加快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坚持传承、改革与创新相统一,提高文化发展质量;为文化创作指引正确的政治方向,营造积极的文化消费风尚。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艺术供给的实践探索、现实问题与优化路径探析

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艺术供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容包括艺术空间供给、艺术产品供给、艺术知识普及、艺术技能培训以及部分的艺术创作生产。由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属性,造就了艺术供给与普通意义上的艺术消费不同,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供需矛盾不是主要由消费升级而引起的,而供给产品、供给方式、供给效能才是与其相关的最主要因素。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中艺术供给的优化路径,在即将开启的公共文化服务“十四五”规划建设体系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美国政府九十年代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及其启示

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取得的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美国政府采取了结构性财政政策。在税收上有增有减，在支出上有减有增。美国政府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对我们正在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很重要的启示。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弥补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不足；利用财政政策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利用财政政策对供给的调节作用，在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困难。     

我国慈善税收优惠的现状、问题与因应——以慈善立法为背景

税收优惠是各国促进慈善发展的重要激励机制。对慈善各方主体给予税收减免虽是我国慈善实践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缺乏系统的、高位阶的法律制度支撑等原因,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慈善法》的制定,为慈善税制的完善提供了良好契机。基于全面梳理我国现行慈善税制的现状并分析其问题,建议立足于慈善法与税法分工对接,构建统一、规范、普惠的慈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     

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内涵、生成效应及应对思路研究

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演变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体竞合的社会结果,在嵌入信息化、平台化和网络化管理组织技术中,从价值链管理角度看,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多场域、多环节、多主体、全程化的协同合作整体治理创新体系和供给实践新形态。研究从价值链到公共物品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的内涵解读,比对揭示了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生成背景、需求响应度、主体关系、供给绩效、供给方法和供给主体能力的差异属性,以及公众消费需求导向、多维叠加流程、网络平台化组织技术手段、供给价值增值目标塑造和整体有机协同合作等特征。追溯其治理生成效应:公共物品供给侧创新发展的整体性治理及协同机制、共同价值创造的价值链供给生态圈和差异化优势、公共物品供需匹配及无缝衔接的三重效应、效能和价值双重目标框架下的"三性"治理逻辑是其合理嵌入的直接动因。并以利益协同、主体接点对接、需求管理及整体激励等策略实现对公共物品价值链供给治理的长效驱动。     

略论我国企业慈善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企业的慈善参与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要推动我国企业慈善的可持续发展,一是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法律和税收等政策环境,二是积极发展慈善市场和慈善组织机构,三是遵循现代慈善理念,在企业内部建设企业慈善运行机制,四是企业慈善要发挥自身优势,寻求合理的慈善项目。     

民间慈善组织的法律规范——以规范温州民间慈善组织为角度

温州人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走出了公认的＂温州模式＂,温州的民间慈善组织即是如此,但是现行慈善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对民间慈善组织进行法律规范。温州民间慈善组织在当前法律环境之中举步维艰,尚未获得合法地位,应解决温州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体法律地位及其合法性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从而为温州民间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论慈善文化的结构及其建设

慈善文化是由慈善意识、慈善价值观、慈善组织机构、慈善行为、慈善外显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制度所构成的总和,是以慈善精神文化为核心,由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所围成的四个同心圆所构成。慈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慈善意识和慈善价值观,应通过宣传、利用信仰、创造慈善意识环境和慈善文化教育进行建设;慈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慈善管理体制、慈善组织机构和慈善法规及管理制度,应当在改革慈善管理体制和完善慈善立法方面加强建设;慈善行为文化是指在慈善活动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包括慈善家行为和其它人员行为;慈善物质文化,是慈善文化的表层部分,是一种外显文化。     

我国慈善组织形象：实质、要素与策略

在慈善营销、形象营销、慈善竞争时代，慈善形象对于慈善组织而言目益重要，但至今国内外学界对慈善组织形象问题的探讨尚不多见。慈善组织形象不同于其他组织形象，应该显现理性至上、个性至善、状态至美的特质。慈善组织形象知名度、美誉度、透明度、忠诚度、满意度、协同度等六大要素。影响慈善组织形象的因素也有很多，需要构建相关的形象塑造和维持策略。     

论中华慈善文化及其道德精神

内容提要:慈善的要旨是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重要象征。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慈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并且也蕴涵着极为深刻和丰富的道德精神。     

美国州检察长监管慈善资产的法律机制探究

美国州检察长是代表公共利益和保护慈善资产的重要部门,它已形成了慈善组织董事的解任机制、慈善资产流转的控制机制、慈善法人组织解散的监督机制以及诉讼和派生诉讼等较为全面的监管机制。当前,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建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任务,我国可以借鉴美国这一制度,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相应的诉权、调查权和重大事项干预权等权能,以保障慈善资产的安全运行和促进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冲突性制度约束下的分离——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

在制度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存在着社会资源获得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性制度环境导致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和活动效率之间产生矛盾，只有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才能够在冲突性的制度约束下同时满足双方矛盾性的需求。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背景下的慈善体制改革——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慈善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政府与慈善的关系,应当坚持现代慈善的社会本位和公民权利本位理念,尊重公民社会自治权。慈善体制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是：慈善法律制度的提供者,慈善社会环境的营造着,慈善活动的监管者。     

In the name of charity: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and resistance to redefining the meaning of charity in Canada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state institutions shape the meaning of charity in Canada.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urts have made limited changes to the meaning of charity an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has resisted redefining charity. In contrast, the Canada Revenue Agency's Charities Directorate has worked to update the meaning of charity, but it does not have the power to amend the tax laws so its changes have been primarily administrative. While these administrative changes may not overcome the central public policy issue related to a narrow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charity, they could shape future definitions depending on the voluntary sector's ability to mobilize around this issue and the receptivenes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Agency Issues in Charity and Their Governance——I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Foundation

There are multiple agency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corporate foundation's charity activities. Because current legislation is not perfect, and the system supply is insufficiency, which causes the agent to damage the client's interest easily. In order to conquer this problem, it needs to perfect our legislation to improve the corporate found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increase its independence; mandato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hich urges corporate foundation becomes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in charity; impro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nitoring mechanism, especially highlight the third party supervision; enhance the induced system supply which is used to motivate corporate foundation; improve the legal liability system and define the legal liability clearly of corporate foundation's internal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