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估量性:经由传统而实现的"神话"——评卡尔·卢埃林的《普通法传统》

<普通法传统>是卢埃林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凝结.它围绕着美国州上诉法院的审理结果是否具有可估量性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卢埃林认为当时的美国州上诉法院正处于一种复苏普通法传统,即宏大风格之中.宏大风格实现的是真正的可估量性.但是,真正的可估量性需要存在一种统一的公正标准.     

“用电影智慧记录和改变社会”——新锐导演王竞电影论

中国新锐导演王竞的电影以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为主,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透视民生热点,表达民心企盼;在叙事策略上,删繁就简,强化戏剧性情境;在人物塑造上,既有整体社会群像的素描,也有对女性个体的深度刻画;在艺术手法上,将商业元素与作者风格相杂糅,寻求商业与艺术的平衡。王竞电影虽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却面临市场推广的瓶颈。     

论心理学的“范式”与“范畴”

现代心理学仍缺乏一个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但存在着“类似于范式的东西”即“范畴”。尽管范畴同范式意义不同，却起着指导心理学家的研究、规范心理学家思维的作用。范畴对心理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是给心理学提供了理论框架，但范畴的多样性也导致了心理学学科的复杂性与分裂性。     

东亚普通法论

东亚普通法是以古代中国法为质地、中韩日三国独特的交涉为背景而形成的概念。东亚普通法由法典化、儒教法文化、乡约村落法和法学四种要素组成。东亚普通法的发展有赖于东亚人的自觉与成熟态度。     

论二胡作品的演奏风格

风格是艺术家思想、情感、方法、技巧等形成的艺术特色。在演奏中不仅要具备一般的技术技巧能力、打好一般的基本功,而且要掌握好有丰富表现力的风格性演奏技巧。只有这样,在二胡演奏中才能更准确、更生动地表现特定的音乐风格及艺术情趣,更深刻地揭示丰富的音乐内涵,充分地发挥和拓展音乐的表现力。为了更好地说明演奏风格在二胡中的重要性,本文将以表演风格的时代性为脉络对其形成和发展做一简单介绍,并从二胡作品的地方音乐风格、民族音乐风格等方面进行阐述。     

论革命根据地司法判决的风格

革命根据地判词在中国近代判词发展史上处于一个极为独特的地位,其上承民国时期,下启新中国成立.一方面传承了古代判词及民国时期判词的某些特点,一方面又强烈地体现出特定时期的通俗性、政策性与情感性,不论是结构模式的逻辑化还是语汇的专业化程度均出现新的变化,说理亦颇具感染效果.其成功经验和教训对当代判词制作具有借鉴与参考价值,尤其在当今裁判文书上网机制下①,如何让判决书面向公众,更显启迪意义.     

论“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

规制行政是特定法律授权设立专门的规制机关,针对特定领域中具有强社会公共性的私人行为的规制活动。规制行政法是有关规制行政的法,系行政法的新类型。法范式意指法学者共同体从事法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由社会问题和主流社会观念所决定的法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是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规范内容是从防止行政权滥用到激励和约束行政权合理运用;实现方式是从以事后对抗式的司法救济为主到以事前协商合作式的预防治理为主。     

论著作权法的范式转换 从“权利”到“行为规制”

现行著作权法条文的构造具有浓厚的自然权理论色彩,重视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且在处理著作财产权时拘泥于物权构造。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缺乏体系化思维,将著作权误解为对作品这一无体"物"享有的权利。然而,著作权的本质是行为规制,其对私人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较高。因此,著作权法的思维方式也需要从静态思维的权利范式转向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动态思维的行为规制范式,既可以纠正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倾斜问题,也可以弥补著作权法条文与使用者普遍认知之间的偏差。     

“权力——权威”关系模式所形成的领导风格探讨

权力有强弱之分，权威亦然。本文运用‘权力——权威”的四种关系模式，即强权力——强权威、强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强权威的关系，分别对五种不同领导风格进行探讨，从而使领导者在运用权力的同时考虑到权威的影响因素，同时使领导者更充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进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     

明代戏曲评点中的风格论

风格论是中国古典曲论中的重要内容,古代戏曲评点中也蕴藏着不少关于风格的评论。评点家对戏曲风格的评论经历了从不自觉体认到自学认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孟尔腕的风格论,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已经十分成熟,晚明评点家对悲剧风格的认识也较深入,其中以列洪绶提出的“怨谱说”最具概括力。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法律方法中的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已经成了法律理论中一个确定无疑的贬义词.形式主义实际上是法律方法中的元方法,过度的反法律形式主义会使自身陷入非法律形式主义的悖论,并使法学面临丧失自身自治性的危机.     

大调解运行机制研究——以安徽的实践为视点

建立和完善大调解机制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内容。安徽省已初步建成体系科学合理、运转富有成效的大调解机制,文章从安徽省的实践和取得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思考其内在机理,大调解机制应当具备国家动员性、多元复合性、协调整合性、开放包容性等基本特征。大调解机制应以有利于当事人合意的形成与自由意志的维护、有利于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各种调解资源的整合与良性互动、有利于法治精神与和合精神的共存互补、有利于社会自我解纷能力的提升与市民社会的发育作为价值目标。大调解机制需要在规范化、配套机制、评价标准、律师调解、调解队伍建设等层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中国保险立法体例研究

世界各国保险立法体例有分别立法与合并立法两种模式,分别立法体例为大陆法系国家保险立法体例之传统,但在分别立法的具体模式上又有德国式、日本式、意大利式三种.英美法国家保险立法体例不像大陆法国家那样,很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立法体例.尽管如此,除判例外,合并或分立的保险立法体例在英美法中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存在的.中国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保险立法均采分别立法体例.1949年之后先采分别立法体例,后改为合并立法体例.合并立法与分别立法各有优劣,难以取舍,关键在于立法者是偏重于实用型,还是更青睐科学性.     

论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民事裁定立法体例考察

民事裁定的立法体例影响着其在诉讼过程中的功能发挥和价值体现。优化的立法体例是以清晰、简约为外部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者对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为内在要求的。我国当前的民事裁定立法体例尚处于未能构成体系的初始化阶段。建立健全民事裁定立法体例是目前全面修改民事诉讼法所应注意和考虑的重要方面。     

我国国际私法立法范式研究

我国国际私法的萌芽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其后经历了一个从分散立法到单行法典立法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际私法的体系逐步建立，但是其仍然不能够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在立法范式上，我国应当制定国际私法法典，完善区际冲突法规定，并且在价值取向上兼顾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     

刑法目的解释的作用、边界及规制

刑法目的解释的存在根据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在刑法解释体系中,目的解释不能简单定位为辅助作用或决定作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的解释边界的厘定与文义解释有关,也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有关。目的解释主要局限在法律疑难情况下适用,且目的解释常与非规范因素相联系,所以应从实体规范、司法程序及司法技术等角度对该法律方法进行规制。     

“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

大调解制度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以各种社会与政府资源的整合为手段,近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当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运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调解机制在减轻法院工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纠纷当事人而言,较多的人倾向于法院调解,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改进的措施在于,充分发挥其他调解作为自发秩序的自治力量,强化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