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的理念及其现代诠释

“无讼”的观念在传统中国为伦理思想、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所支撑，而从其目的论上讲则在于追求社会和谐与中道，但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诉讼；“无讼”与中道精神相契合，但要达到“无讼”的境界实非易事，而必须仰赖于实践智慧；“无讼”表明了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今天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就可以忽略“无讼”的现代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珍视“无讼”这一传统法治资源。     

儒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经失去也应该失去“国家哲学”的地位，发挥不了也不应该发挥“兴邦治国”的指导作用。不过，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并非没有任何地位，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儒学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占据“主席”之位，但能够也应该处于“宾席”之位；不可能也不应该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但却能够也应该起辅助性的“帮补”作用     

关于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中国语境问题

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出发，在新旧世纪之交所有的变幻中，在我看来，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这样一个“语言事件”，即(包括中国语境在内的)东方语境合法地位的沦丧。“哲人其萎”，尤其是随着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宗白华等最后一批“中同学术大师”驾鹤西去，虽然偌大学林中依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还可以用纯粹的中国话来讲学论道，整理中国民族在全球化风景中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以及把这个民族真实的需要和存在再现于当代世界之中。     

论佛道观念中的通感

通感现象在欧洲很早就被发现，并作为一种修辞方式运用，在中国由钱钟书1962年提出后才在学界引起注意。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并没有提出通感一词，但通感在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中却大量存在，究其原因，与中国古代佛道思想的兴盛不无关系。佛教的“圆通”教义和道家的“内通”的观点影响中国古代诗人，使通感得以运用在诗歌创作中。     

中日"世界工厂"的比较

日本在上世纪一度扮演过“世界工厂”的角色。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的商品犹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于是人们议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制造”的量尽管可以与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工业国相提并论，但在质的方面却难以乐观。为此，应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道路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遭遇重创，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会主义中寻找出路，但现在断言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为时过早。当前，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西方国家的“愚弄”，避免为这次危机埋单。另一方面，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同样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与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中国发展经验需要更深层次的总结；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读韦祖松先生《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的先祖虽然没有在汉语词汇中留下“国家安全”这个名词，但他们却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特色的诸多术语论说和实践着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事务。像“家国天下”、像“居安思危”、像“富国强兵”，像“上智为间”等，这些在韦祖松先生所著《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的概念，都体现着中华先祖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智慧，代表着中国古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学术思想。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一个中国”原则与内涵的战略性坚持与发展

十六大上，江泽民代表党中央讲了一句很有气势的话：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将突破我们。这句话既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希望与要求，更是１３年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做工作的概括性总结。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表现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最突出者莫过于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对“一个中国”的内涵赋予新的、务实的理解。一、统一观念的新突破：“原则”不等于“内涵”（一）第一、二代领导集体：“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个中国”内涵的一致性。“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的天才之作，但“一个中…     

中外发展观的演变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影响

中外发展观的演变对乡村建设有重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乡村。促进乡村建设，需要对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将会扭曲中国经济发展，乡村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础。     

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葛剑雄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单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但“教育的中国问题”，就不单纯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在中国有关教育的各种问题。     

论“容闳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

“容闳实践”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 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变革维新， 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容闳实践”虽然与洋务运动同处一个历史时期， 但思想上与之有天渊之别， 强调要全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科技， 富强中国。“容闳实践”虽然未获成功， 但对中国近代教育、外交、政治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张对传统治国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在汉以后渐趋消亡，但法家各派学说却融会在儒家思想中，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创设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立了治国方向。而秦以“法律的恐怖统治”而亡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教训。     

务实与创新: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敢为天下先，经济飞速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示范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深圳经济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概括地讲，就是求真务实的工作思路和不断创新的超前眼光。一、求真务实的工作思路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基础。深圳特区自诞生以来，人们的怀疑和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但深圳人不为姓“社”姓“资”的争议所困惑，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大胆地试，勇敢地闯…     

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和实践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就已然展开。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包含了让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大众化并掌握群众的深刻思想及丰富内涵。但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化”一同联系起来作为专有名词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是第一次提出，即“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是一项内容庞杂、涵盖范围广泛、     

从“五一口号”到新政协的协商建国——1946～1949年间中国政党关系演变逻辑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随着中国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至1948年11月25日，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赋予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使命，即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以协商方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和两个组织法，既构成了新中国成立时的最基本法律规范，又是中国各党派、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协商建国的标志。     

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特点初探

宪政民主虽然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但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的文明成果，经过人类在20世纪的不懈努力。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普遍现象。近代中国被强力纳入世界体系之后，“宪政民主”就循着“西体中用”的思路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武器，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潮流和政治文化。由“用”而“体”，蕴含着由封建王朝体制到社会主义的人民宪政民主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的不成熟性和独创性相互交织。本文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八个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而阐述中国宪政民主政治发展逻辑的特殊性。     

慎战之争：《孙子兵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春秋战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群雄逐鹿、战争不断的时代，而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利，《孙子兵法》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利益的驱使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利益的获得并不完全靠“战”来得到，换句话说，兵家“不避争，但慎战”。从《孙子兵法》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如何减少冲突、战争而获取更大利益的谋略，这种“慎战之争”在《孙子兵法》中有多方面体现。     

“富强”语境下中国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一种以19世纪末20世纪为时间段的考察

“富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社会议题，也可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都是在“富强”语境下进行的。这一语境中，“富强”议题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使得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融入了浓重的中国化的现实因素，这突出地体现为现代化的三组不等式：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化≠近代化，现代化≠西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对于他者的经验应该学习，但不可无选择地一味模仿。只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明确树立中国的主体性地位，这种寻求才是有希望的，而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智识探求对于我们当今现实的直接或间接观照。     

论建国初期多党合作中的协商民主

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力、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协商民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发展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西方政治学。但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首先是在中国出现。建国初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最初尝试。     

危机管理——中国危机管理的实践研究

危机管理学由欧美传入中国后，在本土化、务实化方面得到迅速发展，但在基本概念、危机分类等方面尚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差异，使得中国的危机管理与国外的操作理念也有很大不同，但近年来，中国处在大发展、大变迁的重要时期，政府每天必须应对大量的危机事态，因此，危机管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如危机管理的基本评估、管理方式以及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本土化、哲学化倾向。但是还要看到，要想使中国的危机管理进一步向前发展，还必须解决目前存在的缺机构、缺学者、缺人员等“十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