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社会动员的初步启动

一二九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战社会动员提供了契机,在运动申逐步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引导的,以爱国学生为载体的对平津民众和爱国士兵的初步社会动员。因此,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来看,一二九运动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抗战为目的的社会动员的初步启动。这种初步的社会动员。使“抗日救亡”成为凝聚全国民众的政治目标,也播下了抗日的种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中共社会动员指导思想评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最大限度发动并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建国,成为中共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共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全面抗战、抗战优先思想作为动员民众的理念,取得了十分有效的动员效果。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提高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动员是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策略,也是政党的固有功能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社会动员,纵观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党曾把社会动员视为一种基本的工作方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我国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新时期我们更应该提升社会动员能力,以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     

社会动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动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有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也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指导下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社会动员必须寻求新的有效动员策略。     

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要素与过程分析

拐卖犯罪是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些年来仍然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方法.彭文乐事件和随手拍照解救儿童行动的事件,让社会见证了微博社会行动的奇迹和力量,微博打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证明了微博打拐是一种有效地解决拐卖犯罪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过程分析揭示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影响因素,探究微博打拐行动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共青团组织服务青年的历史考察

对团的一大到十六大的团代会报告的文献研究显示．1922-1976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题下发挥了动员型组织的作用．而从1978年到200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凸显．共青团利益型组织的形态也正在发展。团组织服务青年职能的强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青团正从一个动员型组织往利益型组织转化。从动员型组织到利益型组织的变迁规律，主要包含制度变化、利益发展和发展张力等三个方面。     

组织起来：统战视角下的乡村改造与动员——以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为中心

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群众动员一直是中共立足乡村的基础。不同于第一届群英会中倾向表彰与突出英雄的模范作用,第二届群英会以“发展生产、树立典型、植根群众”为宗旨,在总结经验与树立目标下注重乡村改造与动员。从翻身运动、杀敌运动、大生产运动三个方面对整个太行区的群众运动进行梳理与展望,进而把劳模塑造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并为之后的乡村政权建立提供制度架构、发展模式和人员配备的保证。因此,通过对太行区第二届群英会的考察,能管窥乡村统战工作的发展路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上海社会组织的基本经验

社会组织在我国是早已有之的事物。近代以来,由于得风气之先的诸多优势条件,上海社会组织的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在历次革命风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它们的斗争才更具有真正的革命色彩,更具有了解放自身和变革社会的巨大威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社会组织团结奋斗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突发自然灾害背景下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关系演进

动员是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一种内在需要,确立一种有效的动员模式极为重要。回顾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历史,动员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也发生了转变,从政治动员的为主导转向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的融合,这种融合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和管理价值,为了实现有效的融合,需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和沟通机制。     

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探析

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绩效、促进乡村民主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党组织应抓住机遇,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坚持价值引领,实现党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领导;创新组建形式,实现党的工作的有效覆盖;转变运作模式,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发展。这是农村社会组织和党组织双方发展的需要,也是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要求。     

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

依据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即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考察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前进网抗议行动、独立媒体中心反全球化行动后,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互联网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新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机遇,全球范围内的动员更为便捷和有效,创造了新的动员方式,打破了现有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     

社会网络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动员

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它在兴起过程中成功的战略动员,集中体现了当代恐怖主义的进化与变形。首先,它通过开动国家机器,编织了一张可供战略动员的恐怖主义社会网络;其次,它通过配合使用媒体、人力与财政三大战略动员手段,汲取了充分的国际关注、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源;再次,它通过与基地组织的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扩张和向国际社会输出暴力的对外行为,力图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其治下的政治秩序。长远来看,伊斯兰国庞大的恐怖网络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将使得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克服其战略动员造成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举措予以应对,以求有效化解这一组织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秩序不断加深的威胁和挑战。     

自主性与组织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基于赣南F村4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

社会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功能,成为新时代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自主性和组织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两个关键变量。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组织力两个因素出发,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治理型、独立型、寄生型和依附型四种类型。其中,治理型社会组织以强自主性和强组织力参与乡村治理,以公共事务自我决策、组织人事自我安排、组织活动自我协调的方式满足其内生治理需求,以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实现治理目标。为推动农村社会组织向治理型组织转变,进一步提升其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治理效能,基层政府应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农村社会组织应积极推动组织能力建设;同时,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组织现代化转型发展。     

一个农民、革命文艺与乡村社会——论刘志仁与南仓社火

延安时期,在＂民众启蒙与乡村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农民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下,对民间社火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草根文化服务于政治,并且通过草根文化实现了政府对下层话语的渗透与控制,使政治与草根文化结合,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好互动。     

乡村整合与挖制的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研究回顾与评价——基于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与共产党乡村组织社会功能的比较

国内外学界对传统士绅、早期国民党、共产党乡村社会的组织与控制功能的分类研究阐明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功能图式,即士绅的强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国民党基层的弱社会功能、弱政治功能、中央的强政治控制功能;共产党基层由强社会功能向强政治功能的转变的倾向。尽管这些研究已经触及到国家体制外因素的社会权力性质,但没有通过权力性质的划分及权力结构的均衡要求来分析这些因素的变化情况与乡村以及国家整体的组织与控制的关系。     

论乡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及特征

根据犯罪群体的联结纽带和形态两个标准 ,从乡村社会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两个维度入手 ,可以将乡村有组织犯罪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在对乡村有组织犯罪进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 ,可从组织性质和活动结构两个方面抽象出乡村有组织犯罪的共性 ,归纳其特征 ,从而为透视乡村有组织犯罪的成因和提出乡村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对策提供一个可供分析的犯罪现象图景     

作为乡村社会控制手段的“面子”：涵义、特征、运行机制

我们基于对中国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以探索“面子”如何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一。“面子”具有可交换性和可逆性，争面子行为在村庄形成面子等级结构。在这个等级结构中不同层级之间权力与义务不对等，并且在上下层之间有着畅通的流通机制。面子具有他律性，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越轨行为更容易受到集体的排斥，导致面子惩罚的有效。然而面子作为控制手段的前提是村庄的生活面向，在一个生活面向向外的村庄，农民不在乎他人的评价，村庄中的“面子”也就不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