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人格伦理结构下的运作

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行政制、身份制、单位制等制度化安排使得传统中国的人格伦理价值以新集体主义的形式得到实现,形成了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独特的人格伦理结构。这种结构是基层行动者们不能摆脱并赖以展开活动、进行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本文探讨了这一结构的形成、特点、作用等,并对当代中国基层政治在这一结构下的运作进行了分析。     

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项目制运作新趋向

项目入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和项目制的"精准化"新趋势。精准化的项目制要求治理者对治理对象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认识,并在项目入户前就先行设定一套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实方案。在项目对接、绩效达标和社区伦理等三重因素制约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压力和张力。为了化解项目制的精准化压力,国家扶贫政策应该试图从更广泛的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中着眼,确立国家与农民的多边互动机制,构建与项目制相配合的长效治理机制,并最终达成国家与农民的价值共识。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不仅要追求治理的效度与精度,还要着力构建更具长期化、制度化和公共性的基层治理机制。     

我国反贫困理论中有关扶贫项目运作研究述评

对贫困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许多学科的研究热点。国外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时代 ,但关于扶贫项目运作系统的研究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 ,而且主要都是对各类扶贫项目运作案例的实证分析 ,理论规范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文献集中于由亚太发展中心 (APDC)主持的关于扶贫项目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和世界银行有关的研究工作报告之中。反观国内的情况可以发现 ,无论是对反贫困基本理论的探讨 ,还是相关的扶贫项目的研究 ,其进展基本上与反贫困的实践同步进行 ,大致沿先介绍后研究的轨迹而展开并不断深入。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网络反腐的现状和制度化探索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致命风险,在我们党狠抓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网络反腐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反腐败的舞台。网络反腐以其开放性、便捷性、安全性等优势弥补了传统反腐的不足,促进了我国反腐工作的发展,同时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反腐也存在着很多弊端。因此推动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实现网络反腐与传统制度反腐的优势互补,是网络反腐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对网络反腐的利弊分析,提出我国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网络问政”如何制度化

正在目前的互联网时代,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工具、手段,成为普通民众最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富有时代特征。在互联网时代,网络问政正在逐步变为各级党政机构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种常态,也成为政府获取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如何使网络问政规范化、制度化,使之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在把网络问政制度化方面,我们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论网络环境下我国公众司法参与的制度化建构

网络环境下我国公众司法参与面临着参与行为的非理性化、参与过程的无序化和参与效果的低效性等困境,亟需进行制度化建构.司法民主化改革的取向、社会主体问复杂的利益冲突、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为网络公众司法参与制度化建构提供了制度、动因和技术等基本生成要素.要彤成制度化的网络公众司法参与,需要选择从建立有效的司法网络回应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性制度及规范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这些路径人手.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公民权利保障与规范视阈下的网络反腐制度化路径

作为科技发展与民主政治有机融合的产物,网络反腐不仅是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等的方式,也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然而,要遏制公民权利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负向效应,就必须对公民权利予以规范,而要弘扬公民权利行使过程中产生的正向效应,则要求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因此,在规范网络公民参与行为的同时,还需使公权力机关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而将网络反腐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四川“三州”民族地区扶贫搬迁战略研究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导致四川"三州"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深重,必须进行扶贫搬迁才能彻底摆脱贫困。由于受扶贫搬迁耗资巨大、国家补助太低、可迁入地越来越少等因素的制约,四川"三州"民族地区必须确立战略目标、找准实施重点,保障政策、资金、产业、人才支持,才能确保扶贫搬迁工程的顺利推进。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重要论述的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习近平基层工作实践、国际国内环境变迁带来的全新挑战构成了习近平开展扶贫脱贫工作的理论之基、历史之源和时代之势。习近平关于扶贫脱贫问题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表现为:"有的放矢"的扶贫脱贫格局"、科学高效"的扶贫脱贫策略"、授人以渔"的扶贫脱贫方法"、合作共赢"的扶贫脱贫实践。这些理论内涵逻辑地构成了具有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物质扶持和精神关照相并存、当前发展与未来进步相结合等鲜明特点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构成了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脱贫工作的实践指南,并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论整村推进扶贫中的村民参与——以甘肃W村为例

群众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通过调动村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广泛参与，选择项目、监督资金使用、集中解决改变生产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及教育、卫生设施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达到整体推进、稳定解决温饱的目标，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开发机制。本文以甘肃某村为例，就整村推进扶贫中的公民参与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网络反腐及其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网络反腐包括民间网络反腐和官方网络反腐两种类型。民间网络反腐是广大网民借助于互联网,利用博客、微博、网络论坛、QQ群、网站新闻的跟帖、手机微信等形式揭露、举报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政府部门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的活动。官方网络反腐担负着监督执政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依法运作公共权力,进行公共管理的各项活动的责任。政务公开则是各级政府开展网络反腐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要实现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的有效衔接,使之真正成为政府纪检、监察等机构反腐败功能强有力的补充。网络反腐更重要的功能应体现在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上。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四川盆周地区区域贫困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四川盆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滞后,四川贫困地区和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聚在这一地区,摆脱贫困、寻求经济发展已成为这一地区的首要课题.本文就从思想意识、地理劣势、经济基础及政治政策等几个方面来探讨盆周地区的贫困成因,并由此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构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

构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是促进权力运行阳光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高校自身变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要以权力配置科学化助推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促进高校党政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理配置与相互制约,保障党委内部权力的划分与权力结构的有序化;以监督体制的协调化推进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巡视监督制度,规范专门机构监督,积极鼓励广大民众的监督;以监督成果的长效化巩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权力运行的内部动力,完善权力健康运行的外在条件,发挥文化制度的惩戒功能。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