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重构治理逻辑,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技术、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旧乡村里的新城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治理

伴随城镇化建设的迅速推进，我国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面积“新增空间”。由于地处城乡结合带，人口结构复杂、城乡文明交融，城市“新增空间”很容易成为“风险集中带”，大量风险矛盾向社区层面挤压。调研发现：生长于旧乡村的新城区，面临城镇新市民融城之难、治理主体权利互损之险、社区治理滞后之乱等风险。引入无缝隙政府和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后分析得出：城市新增空间的社区风险是上游政府职责缺失问题在下游社区的集中爆发，社区治理面临“政府职责脱嵌”与“政府社会失联”的“双重缝隙”。为推进社区治理，应当构建“前期土地审批规划—中期质量监管—后期社区管理和自治”的无缝隙职责体系，强化政府社会之间的整体性治理。     

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如何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韧性治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社区治理的发展大体经历以生态学、环境学为视角的恢复功能研究,从单一生态视角扩散到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风险"与"韧性"并置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研究等三个阶段。韧性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着"社会重大变革中传统社区未得到根本转型,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共建共治的协调机制仍需完善,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健全,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大部分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韧性社区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中韧性治理工具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探索新发展理念下韧性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主要在于:加强党统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北大核心

社区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国家治理的坚实根基,党的领导是社区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党领导城市社区治理,积累了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经验。然而,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也存在治理权威性不足、社区党组织引领能力偏弱、工作开展与现实需要脱节等问题。要努力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全面增强社区党建引领功能;保障与优化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全面构建社区治理秩序;加强与创新多元主体共治方式,全面凝聚社区治理合力;增强与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不断夯实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行政化、去行政化到共同体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位，是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如何处理好行政职责下沉与社区自治职能履行之间的关系，成为基层治理实践中的重要命题。以历史发展为主轴，探析建立在政府与社区互动基础上的城市社区变迁脉络和轨迹路径，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演变经历了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的“行政化”阶段、社区自治功能回归的“去行政化”阶段，正迈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新格局阶段。行政化阶段，城市社区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沿革，行政功能冗余而自治功能弱化。去行政化阶段以“社区减负”为直接目的、以“回归自治本位”为基本目标，面临社区自治空间建构困境。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政府发挥治理优势，凝聚合力，基于多主体形成关系网络，从情感、利益多维度路径助推政社互动。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因素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分析是针对特定社会因素不足引致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当前,影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成败的社会风险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社会主体风险,包括市民素质培养力度不足、人才基础薄弱、管理者决策偏差;二是制度因素风险,包括组织协同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不完整;三是非制度性因素风险,表现为技术伦理失范、道德体系滞后、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管理智慧城市建设的社会风险需要提升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能力,完善制度内核,优化社会环境。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迈向技术融合的智慧治理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智慧治理时代。智慧治理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正在推进的智慧治理面临治理效率低下、数据信息安全等困境和风险。对智慧治理面临新任务新期待的理论认识不足、主动适应不够,以及过度依赖智能技术对智慧治理的定位不准是导致困境和风险的重要原因。解决智慧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实现从智能技术赋能到技术融合的转变,理念融合、过程融合及目标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路径。     

智脑助力打造智慧应急指挥中心——基于数字应急网罩的城市应急智脑研究

我国正进入"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和"社会高风险期",每年因各灾害、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如近期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属于典型的城市应急管理范畴。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数字城市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正在加速,城市应急预警技术和城市应急管理得到深度应用,智慧应急逐步形成。面对频发的应急事件,实现事前精确预警、科学精细预案、实施精准治理,是智慧应急急需研究解决的方向。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探析

城市风险治理体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结构,不仅需要政府准确、及时地制定公共政策,还应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城市风险治理过程中。"互联网+"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搭建了良性互动和有效耦合的平台,"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互联网+"思维,畅通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网络平台与渠道,构建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科学制度体系。     

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进展与前沿热点——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随着城市治理形势的复杂化与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影响,智慧城市的治理问题关乎其效能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智慧城市治理相关文献,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与VOS viewer,对2010-2020年间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演进趋势、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内对于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可分为三阶段,从关注智慧城市新形态到研究城市主体的应用实践,再到探索智慧城市的全局规划;第二,国内智慧城市治理的研究内容可分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途径、技术支撑以及实践应用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新型智慧城市、城市治理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公共安全管理智慧化等未来研究方向,为推进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逻辑与风险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其影响力和内在优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特征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开始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并在融合和应用中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应用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数据不开放风险、主体不平衡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健全治理体系和政策规划、建立健全防控体系、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等,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平衡性和协同性,也是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     

风险情境下城市韧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城市和风险相伴相生。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不断推进，城市面临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加和日益复杂，对城市风险治理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有效应对城市风险和保障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城市韧性治理作为风险情境下城市应急管理的创新模式，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从系统角度来看，城市韧性治理是由内容、网络、认知和功能等四个维度构成的整体。当前，城市韧性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针对城市风险韧性治理的现实梗阻，应从基础设施建设、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思维更新、治理功能优化等方面着力采取措施，以建设更有韧性的城市风险治理体系。     

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践进路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执行者角色。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持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公共行政能力,深化行政治理;把握规划修编机遇,树立统筹协调思维,加强公共空间治理;推动基层治理改革,实现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强化社区治理;抓住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良机,利用现代科技,完善智慧治理。     

论社区治理视角下的智慧社区的发展

智慧社区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新模式。论文首先分析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现状,提出智慧社区是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其未来发展要实现以技术为中心到以技术为人服务为中心的转变;然后基于深圳宝安区智慧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提出了智慧社区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