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论当代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

法治伦理是从法治本质出发,由法治化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形态,即中西治理文化的结合、时代和传统融合、民族性和全球性统一。法治伦理的形态蕴含当代中国法治伦理的特质,即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和德教。当代中国法治伦理蕴含的四个特质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构筑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灵魂,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同时也是法治实践的行动方向、法治实践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必须始终踏踏实实地坚持民主、保障人权、和谐及德教的中国特色的法治伦理,以此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执政党能力建设:政治认同的关键

政治认同是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当代中国崇高信仰难以普遍确立、社会问题解决不力、法治思维方式尚未在权力系统形成习惯等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感。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只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进行意识形态建设以此增加政治认同的凝聚性资源,进行制度建设以此增加政治认同的稳定性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以此增加政治认同的功绩性资源,进行国家安全建设以此增加政治认同的战略性资源。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应该确立群众性思维、法治化思维、实践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世界性思维等思维方式。     

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毛泽东"服务政府"思想的当代意蕴

毛泽东"服务政府"思想是伴随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而逐步形成的创新性政治理论,其本质就是强调政府价值主体的人民性,在"服务政府"的政治前提、核心理念、制度保证、政府作风等方面构成了一系列系统论述,是中国当代"服务型政府"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先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     

法治国家思辨:在超验与经验之间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从而也是当今政治哲学研究必须予以深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法治建设无疑是一项十分现实的实践任务,但又由于这一任务涉及到法治国家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政治法律哲学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超越于经验层面的东西,亦即超验之维,因而需要从经验与超验双重视角及其关联来加以考察。由于文章只拟从哲学层面对法治之经验与超验这双重视角及其关联加以讨论,而不及于较为具体的法学内容,故只是一种关于"法治国家"的"思辨"。     

警察的摇篮 英雄的熔炉 精神的铸所

<正>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现代中国警务对人民警察的政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警察的政治品质既不能因为警察身份而当然获得,也不会因为一般的政治理论教育而自然生成,需在特定的警务环境中,经过艰苦磨练,方能逐步造就。四川警察学院始终坚持"政治性、严格性、统一性"的育警思想,建设蕴含公安教育及文化特质的     

法治在推进中国道路新发展中的关键性定位

在中国道路新发展背景下,"依法治国"战略思维,不仅要看到法治与民主政治的紧密关系,还要将法治放到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大格局中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治国理政的体系性效用,确保如期和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夙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平等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哲学辩证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公平正义是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则。而彰显平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则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进路。平等的口号不仅仅是革命阶级的自我标榜,也隐含着将革命阶级的意志普遍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以便于发动群众,形成更大规模的革命优势的积极意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平等的观念仅仅具有"政治的论据"的意义。显然,只有着眼于实践的意蕴对于平等内涵的辩证阐发,才是对于共产主义现实性的深刻论证。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党政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的实践调整,但是始终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徘徊。实践表明,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中寻求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关系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框框去思考问题,恐怕相关研究和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会困难重重。能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固囿,从政府体系的其他结构方式来调整"条块关系",直至理顺政府间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写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的融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法治路径

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法律传统遭受了冷遇,人们热切关注的现代法治精神在本土的成长举步维艰.面对法治所处的困境,我们有必要转换思路,放弃对中国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进行单纯的"统一"抑或"同一"的整合,回避二者无益的价值争锋,强调它们在差异下的共存与融合.在尊重中华民族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法治精神的精华,使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既有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法治精神的指导,又有根基深厚的中国法律传统的伦理支撑,引导法治国家,走向伦理社会.     

法治中国化的两种误读及其“中层理论”解决视角

虽然将法治予以中国化已经成为法学家们的自觉意识,但在实际探讨中不少学者却不自觉地以一些既有的理论范式来裁剪社会事实,而没能够抓住法治建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之间的关联——这个当下法治中国化中的关键问题,从而在宏观和微观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不得要领。当下法治中国化的核心在于凝练出适切的法治"中层理论",然后将其与具体的法治实践进行不间断的往返互动。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司法与舆论关系的公案审视

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其新格局体现在舆论经常塑造并高度关注司法"公案",舆论高度介入"公案"司法并引发对制度问题的深层探讨,司法机关通过裁判、制度变革等各种方式积极回应舆论诉求。站在理论高度,信息社会的时代背景与"公案"所具有的社会冲突反映性的本质特征是引发并形成此格局的主要原因,舆论关注"公案"并介入司法实质上具有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意涵,司法及其后权威主体对舆论诉求的回应则是应对司法及实现政治合法性的举措。我们应在宏大政治与社会背景中看待当代中国司法和舆论的实践,客观对待"司法去政治化"的主张,审慎作出"民粹主义司法"的判断。     

吏治传统嬗变视野下官员廉治方式的重塑

在对古代治吏体制进行批判与借鉴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古今政治形态、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嬗变,正是基于这些社会背景的更迭才促使我们在官员政治伦理培养和廉政监督模式、官员选任机制上面临着与古代不同的理念重塑和机制重构。立足古今治吏背景的不同,只有将古代治吏经验注入新的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实现官员政治伦理与责任形式的重塑,廉政监督理念与模式的重塑,官员选任理念与模式的重塑,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才会为当下中国重塑官员廉治方式提供有益资源。     

勇于自我革命: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维度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一以贯之的要求,而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也是实现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关键。勇于自我革命之于党的政治建设,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从"窑洞之问"到"两个革命",从百年革命的"事实""规律"到"规范",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中把握勇于自我革命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与形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     

毛泽东践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践行群众路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一切依靠群众"作为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始终坚持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决定因素。     

关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社会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引导。中国的政治建设实践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拷贝",而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和完善提出的客观性要求。这一理论建构应基于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反思与超越、理想与现实、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避免片面性,在创新维度、超越维度、现实维度、个性维度上提出符合现实政治发展需要、能够引领政治价值发展的理论思考和现实目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演进——基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分为四个部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每一阶段的思想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深入研究各阶段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两大方面来分析各阶段思想形成的条件,其中国内背景主要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方面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