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走向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倡导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打造基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为解决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实践中,多元共治模式面临着环境治理权力结构安排不尽科学合理、跨部门治理主体间信息共享和协调性差、政府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足、企业主体性作用发挥不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有效性和有序化偏低等诸多挑战。为此,需要从厘清多元主体职责分工、创新生态服务投入机制、优化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提升政府环境监管效能、引导社会力量有序有效参与等方面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推动新型环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起来。     

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共性及其制度实现

环境治理是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以保护自然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及解决环境纠纷为内容的管理制度。环境治理的公共性价值是环境治理体系的灵魂性根基,决定了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工作重心和优先次序。文章通过构建环境政策协商制度、环境公益告发制度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最大限度的克服了环境治理的尴尬困境,同时也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制度创新。     

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制度创新、社会重构、工作格局改革的系统工程,有一个培育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对深圳一个“村改居”社区的分析,剖析了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从通过社区利益共同体构建、社区自治组织权威再造、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建设等重构社区治理格局,促进社区发展与和谐社区建设,实现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优化与整合: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治理体系重构

当前,由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治理体系的碎片化进而引发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碎片化问题的产生,已成为区域合作治理的严重障碍,需要进行优化与整合。总体思路是:进行价值重塑,构建实现合作共赢目标的价值理念;优化权责设计,构建实现问题结果导向的权责体系;实现制度优化,构建实现过程控制功能的制度体系;促进政策协同,构建实现区域共同发展的政策过程;加强利益调节,构建实现补偿与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进行资源整合,构建实现互补与共享的资源运行机制。     

发挥民营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要承担起主体作用。民营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迫切需要其充分发挥作用。一、民营企业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善治视角下的北极治理困境及中国的参与探析

把善治作为北极治理的最高标准,对未来北极治理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善治的标准,北极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要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面对参与主体多元化及其利益诉求的矛盾,当前北极治理体系的机制碎片化和滞后等问题导致了日益严重的挑战。要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实现北极治理的善治,各方就需要超越当前北极国家主导的治理模式,从利益协调、机制整合和共识塑造等方面共同推进北极区域性和全球性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应从多方入手,积极开展与其他各方的合作,推动构建北极命运共同体,实现北极善治。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还提到: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苏南地区环境治理困境及ENGO作用分析

目前影响苏南地区环境治理的因素主要有环境问题突出和ENGO被政府边缘化。而导致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政府责任意识不明确、制度建设有缺失、政府对ENGO作用认识程度不够。根据苏南地区ENGO的产生特点和发展现状,建议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发挥ENGO在资源整合、信息供给、倡导和促进政府之间协同治理的作用,从而深度参与环境治理,构建有利于苏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方参与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     

环境治理中多主体协同困境与出路——以丽江程海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新时期,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治理的成效与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不可分离。程海湖作为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标杆,其湖泊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争排头这一目标的达成。反思程海湖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治理主体在协同上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构建实现政府、企业、公众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进而提升程海湖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共享程海生态文明发展成果和价值的皈依。     

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脉络与实践路径

社会体制改革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领域。摸清其研究脉络,能为搭建基本框架、选择实践路径奠定理论基础。在业已初步构建的总体框架下,因时因地来丰富、细化其具体的实践路径,不能偏离政社分开、多元治理和缩小差距、公平正义的方向,要着力于形成多元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培育健康有力的社会组织,并注重建立协商机制、优化利益格局和重建社会规范、形塑社会认同。     

我国“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必须构建"生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利益表达协调保护机制、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契约化运行机制、信任保障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和治理的精细化保障机制,即是理性有序有效应对"生人社会"产生的复杂经济社会关系的对策性抓手。     

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逻辑进路、现实梗阻与破解路径

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公共性，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原则的属地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性问题，新时代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是有效履行政府治理职责和环境治理改革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在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制度供给、协调机制以及评价体系等五个方面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府际全面、充分、有序协同，必须从突破传统治理理念、完善治理组织载体、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五个维度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府际协同治理路径，以更好地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     

治理理论与我国环境治理格局重构

环境治理直接关乎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环境治理格局则是决定环境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治理理论演绎出基本的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再根据环境治理中的弊端和多元利益主体的发展判断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向,最后结合治理理论重构环境治理格局,并分析多元主体环境治理格局的关系结构,以期推动环境治理进程。     

城市社区自治的问题与对策

妥善解决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区自治建设的前提。在社区自治建设中,关注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运用现代治理理念,加强社区自治、治理组织体系与机制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关键。社区工作者是社区自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该组织的健康发展,是社区自治建设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分析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行深刻总结后提出的明确要求。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思维方法上要把握共同参与、共同价值、共同行动的本质特征；从实践路径上，要完善政党引领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体制机制、加强社会治理能力建设、构建网络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