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安全韧性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挑战与应对

刚性治理是我国城市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技术逻辑,在历次危机治理与政府体制的动态调整中,这种刚性逻辑趋向强化,造成公共危机治理体制与复杂性危机治理需求之间的失衡风险,并凸显出我国危机治理体系碎片化、机制常态化、手段单一化等刚性特征,深刻反映了我国公共危机的复杂性特征与治理的棘手性。韧性治理是对我国公共危机刚性治理限度的超越,是提升我国城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治理效能的可行路径。可以从制度、组织、技术三个层面构建公共危机韧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和治理策略。制度韧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体系,体现的是以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所组成的协作治理系统所具备的稳定力、恢复力和适应力;组织韧性是政府等组织实体在结构与行动两个维度的韧性,表征为可靠性和弹性在结构和行动中互相结合;技术韧性是刚性技术与弹性技术的有机统一和紧密耦合,是组织韧性的具体实现方式,也是与制度和组织适配的危机治理"抓手"。统筹发展与安全需要韧性治理机制的设计与实现,不仅关乎我国城市治理危机治理绩效,更是走向安全韧性城市的必由之路。     

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结构与框架战略

城市公共危机在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之间存在一种极大的张力,其本质不仅是构建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问题,还是政府与社会权力关系重构的问题。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目标的根本在于建立"自治、共治、公治"并行的现代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在公共危机事件干预全过程和公共危机治理全要素支持的双层叠加回应机制中设计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体系结构,将风险管理(R)、危胁管理(H)、应急管理(E)和灾害管理(D)整合形成连续统的治理框架,打造全主体参与、全要素剖析、全过程应对的协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形成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应急预案有效、机构职能明确、技术手段先进的创新战略。     

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的政府竞合机制构建陷阱及其治理

地方政府间竞合机制的构建是遏制各个地方政府一系列恶性竞争行为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地方政府竞合机制构建中却面临着多种治理危机,这种治理危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地方政府利益结构固化导致竞合机制构建僵化;制度的路径依赖和制度易变性导致竞合机制构建失范;各个地方政府与公民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竞合机制构建根基薄弱。突破这三个方面的构建陷阱必须要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多元利益调节平台;健全民意沟通机制,平衡信息输入、输出;强化强势地区在竞合机制构建中的竞合规范。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制度优势、现实问题与改进路径

对于突发公共危机治理,我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对口援助和全员参与是化解公共危机的重要法宝。但我国的危机治理仍存在应急管理法治不健全、应急处置过程中信息沟通不畅、管理体系中权责不对等、紧急状态下公众个人需求与防控举措存在张力等问题,需进一步推进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流动机制、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权责制度化、完善危机事件预警与应对预案及提升公众危机意识与应急能力,以全面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增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危机治理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虽然成效明显,但仍面临着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治能力较弱等多重困境。因此,必须从政府与社会组织自身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制度性框架的构建,优化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和效能,促进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     

治理网络:我国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自然灾害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中国需要建设由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社区为单元的公民个人及家庭、国际组织为全主体,针对全危险要素进行全阶段应急管理的自然灾害危机治理网络,作为制度化、标准化的协作体系、制度平台和统一行动模板,即着重塑造全球治理框架下的自然灾害治理网络,构建自然灾害的综合治理模式;构建统一的自然灾害治理预案体系,提供危机治理网络的行动基础;建立自然灾害治理核心机构,实现自然灾害治理的统一行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自然灾害治理网络的技术支撑平台;坚持灾后学习与演练,锻造自然灾害治理网络的协同能力.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基础与机制构建——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区域性危机频发存在着一种机制上的误区，危机治理理应关注区域中的公共利益、个体利益和区域利益等利益因素。需要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进行利益层次的分析，以利益衡量方法确定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路径，通过构建区域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公共危机治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

自SARS和"9·11"之后,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公共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了当今持续高度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和政府部门都认识到,公共危机是要加以科学的应对的,但是迄今人们所提的都是公共危机的"管理",其管理主体是政府单方面的、单向度的、半封闭式的管理。这一管理的思维所存在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公共危机理论研究的取向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到了我国公共危机应对的组织体系建设与政策选择。必须构建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即公共危机治理的概念框架,理论上引导公共危机问题的研究取向,实践中指导塑造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柔性的公共危机治理系统,包括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架构,这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日臻复杂的公共危机应对的前瞻性需求。     

网络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电力监管改革

在世界范围内,电力行业都是受各国政府严格监管的行业.目前,中国电力监管系统仍然存在监管机构权力有限、公共服务质量不高、监管过程透明度低、多元网络治理体系欠缺等诸多问题.本文提出以网络治理作为改革突破口,加强监管机构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鼓励公众参与,加强过程监管,提高透明度;集权与分权相结合,构建多元网络治理体系;增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网络治理决策和危机管理体系.     

双重危机下全球治理变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意味着国际格局在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在变，科技革命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变，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变。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因为主体参与不足、治理理念分歧、多元主体冲突等，面临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因为治理效用赤字、治理制度失灵与滞后等，出现了有效性危机。中国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与者，也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倡导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供全球治理变革的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目标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打造多边主义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探析

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内容,有利于奠定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基础;推动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整合社会资源,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因而能够提升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水平,从而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存在参与机制不足、公信力危机和制度认同障碍等诸多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等三方面探索推动和完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新路径。     

论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构建和执行能力不足之间矛盾的存在,以及融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是习近平制度治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习近平的制度治理思想内容丰富、富有创见,包括重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注重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提高,注意处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学习外国与"保持定力"之间的关系等。习近平关于制度治理的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系统性地扫除改革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体系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契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用发挥,并使之真正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关键在于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文章在深入剖析国家治理进程中价值观危机与诱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家治理进程中价值体系的路径构建问题。     

影响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制度创新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制度不断完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影响制度创新,影响地方治理发展。影响因素包括几大方面:制度创新的主体困境;体制机制问题;文化影响;公民法治思维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构建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的路径的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府危机管理一般包括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事后管理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危机治理前的预防预警性、危机治理中的事态控制性、危机治理后的转危为机性特点。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危机治理中的事态控制性。本文以政府在危机成功治理中的实例为文本,提出以人民生命为本的政策目标,权威、组织、信息、制度、科学、舆论、合作等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系统发力,能够实现对公共危机的综合治理,控制危机事态恶化,化危险为机遇。     

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体系刍议

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体系是指为实现党建工作科学化而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它是由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理论指导体系、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制度体系和治理执行体系等组成的系统。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体系,应将治理理论和中国的国家治理思想相结合,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理论指导体系;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相结合,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治理结构体系;将制度的科学性与制度的执行效度相结合,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制度体系;将治理方法与治理文化相结合,构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治理执行体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观念性制约——两种稳定观的认知与行为比较

在公共危机治理诸多制约因素中,观念性因素并未像体制性因素那样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稳定观是公共危机治理理念的核心.稳定观因其对社会基本判断的不同面有动态与静态之分,两者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认知与行为差异,并对危机的走向以及公共危机治理的最终成效产生着深层次的影响.摒弃静态稳定观,树立动态稳定观,是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前提,也是构建动态和谐社会的基础.     

再造政府沟通能力的多元复合机制探析——以应对群体性事件为分析背景

由于转型期社会发展与旧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中存在沟通障碍，影响了政府危机治理的效率．政府在应对群体事件中，应该通过内部体系再造和外部渠道拓宽，构建内外协调的多元复合型危机沟通机制，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在治理危机事件中的沟通能力，进而更加有效地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