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意识及其教育研究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层民主制度,使村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但这种制度在新时期下仍然存在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意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即村民自治自主管理能力与村务实践发展需求形成矛盾,这些矛盾的内在根源在于村民自治意识没有形成一种内在的"条件反射"或习惯。通过对村民自治意识及其教育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探索和完善现存村民自治教育的实现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了手段,如推广远程教育站点、设立村级农家书屋、扶持村民自治组织等来提升村民的自治意识,这些对于推动社会化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向前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制度偏离现象

正一、群众自治的变异第一,村民自治主体的精英化在现阶段,"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仍处于干部支配型或能人主导型的发展阶段。"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权力主要掌握在村干部或农村精英之手。村民自治尚未完全展开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自治,事     

空心村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伟大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村民个体是村民自治的当然主体,是村民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人去村空"的空心村现象。对于人口迁出地的农村来说自治主体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而去往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即使返乡也很难形成治理乡村的能力。解决空心村村民自治困境需要基层政府、农村政治性维权组织以及村两委三方形成合力促成村民自治的完善。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与国家政权建设

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承担着大量不能给村民和社区带来直接收益的事务.这些事务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其成本却由村民来承担,由此导致了激烈的干群冲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不再承担这些费用,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依附性却更强了.村民自治对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存在着下降趋势,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实现它与村落社区的文化--社会联系.如果村民自治不再是一种国家和村落社区健康互动的有机联结平台,通过它来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初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就值得检讨和评估了.     

上海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以及所受到的外邵环境制约和影响，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面临着诸如动力衰减、能力不足、支撑不够、议行无力以及长期困扰自治有效实现的“两委”矛盾、自治组织“附属行政化”、村民代表会议召开难等诸多困境，影响并制约着以村民自治为重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构建合理农村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以陕西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为例

村民自治的实践推动了合理农村治理模式的建构和发展,在彰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成效显著.但是部分地区村民自治能力较差、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不够完善、宗族势力操控以及"富人治村"引发的贿选、村务专断等问题仍然存在.为此,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村民自治,必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利益协调和群众诉求表达机制,加强自治组织与其他组织的联系协调.     

村民自治权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的适用与实现

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较多领域和环节涉及村民自治权的适用。当前,不管是征地调查申报阶段、征地公告阶段,还是征地补偿款的给付和管理阶段,均涉及村民自治权利的行使。然而,由于相关法律规定模糊、集体土地征收工作人员观念与意识滞后、村民自身权利意识和自治观念缺乏等原因,导致县、乡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村民委员会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侵犯村民自治权利的现象大量存在。应以构建法律体系和充实法律内容为基础,加强集体土地征收过程监督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为关键,多维举措,切实保障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村民自治权的实现。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公民性：村民自治的基石

作为基层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实现是需要具有公民性的广大村民来完成。这种能够保证公民角色或公民资格感知、公民权利运行、公民责任履行和公民美德倡行的公民性,有助于公民积极参与和监督村民自治中的违规行为并保证村民责任的履行。事实上,由于臣民意识和我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村民公民性的发挥。提升和救治村民的公民性,对保证我国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途径为:发展农村教育,提高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吸引具有公民性的农民工返乡参与村民自治建设;加强村民公民精神的培育,逐步实现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变。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困境、博弈及救济实证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实现形式。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是村民自治工作中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主实践活动。实现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是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然而在实践中却面临"法律滞后,中间断层;竞争激烈,标准不一;监督匮乏,难有成效"等三种困境。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等三方构成农村的主体力量。三方在换届选举前后,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相辅相成又相互博弈。H省在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尝试推出"三项承诺"制度、严把纪律关等多项创新举措,为破解村民委员会选举困境、实现博弈效果最佳探索了切实可行的救济路径。     

村民自治的历史嬗变--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审视

传统乡村自治文化是在长期生存过程中对乡村居民生存境域进行深刻认识和对其生活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后逐步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生存论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方面的参考价值，对生存问题终极思考的永恒性使得传统和现代可以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传统乡村自治文化中长期积聚的认识和经验在现代社会依然可以得到延续。通过对乡村自治文化进行历史审视和对其内涵做简要分析，发现传统乡村自治不仅出自乡村自我管理的现实需求，也源于教化及文化传承的精神需要，这就使得传统乡村自治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超越性发展有了前提和基础，因此，深度挖掘传统村民自治中的优秀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其和现代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官归谁管——对有关村民自治问题的思考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制度形式,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把重点放在了乡村选举方面。然而民主选举村干部,只是村民自治的第一步,如何使民主选举出的村干部遵照村民的意愿正确行使职权则是关键,这涉及到如何封其进行监督和管理的问题,村民一旦把村干部选出来就觉得自己的民主权利已行使,忽视了选举后监督管理的问题,上级又因法规等的限制无权干涉村民自治方面的工作,封村官的监督造成了漏洞。本文就村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结对其管理的各种途径,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及特点——基于需求ERG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需求ERG理论与适应性行为理论,研究讨论了我国现阶段参与村干部选举中的竞选者动机,并根据事实驱动的研究策略,构建了参与村干部竞选的竞选动机量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特征.研究表明,村干部竞选者参与竞选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经济收入、权力权利、公共服务和跟风盲从等五种动机.研究发现,从村干部竞选者整体来看,最重要竞选动机是对社会关系的追求,其次是对经济收入和权力权利的追求,对公共服务和对跟风盲从的追求显著低于前三者;从村干部竞选者个体来看,基于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工作经历等不同的需求各异的竞选者竞选动机各有不同.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认识、农民政治参与的认识,为村庄选举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评估——基于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的研究

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乡城流动、土地流转加速、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农村养老需求增长的严峻局势和新农保试点扩面迅速推进的整体性战略规划,以公共政策评估和政策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服务对象的双重视角评估土地流转制度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状况和实施效果,通过对东、中、西部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实态调查,分别获取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新农保经办机构人员、农村常住居民三类群体共2779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通径分析方法,进一步探寻改善政策效果的有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一定程度存在职能缺位、越位,立法、财政、监管责任缺失等问题,而广大农民未能将土地流转潜在养老保障功能与新农保统筹考量,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可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土地流转意识、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有效整合养老政策等具体对策,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提高新农保参保意愿、改善政策执行与实施效果。     

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行动逻辑的三维分析——以皖中X村为例

地方政府为了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整村推进工作任务层层下压。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基层政府出于政策执行的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积极发挥村民小组长的协调配合作用,以期助推整村推进工作。身处乡土社会中的小组长由此受到权威内生性和地方性规范的影响和约束,加上小组长在与乡土社会和基层政府的长期互动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性认识,因此,作为源于"中农阶层"的理性行动者,在行动时会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权衡得失,对于整村推进工作,其行动逻辑就是"工作肯定要去做,但要量力而行"。本文以皖中X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从基层政府、乡土社会和村民小组长自身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整村推进中村民小组长的行动逻辑。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Predictors of success in a participatory village development project in Thailand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known to mobilize rural resources, but their effectiveness depends on local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of three facilitating factors: competing opportunitie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local leadership.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on project outcome is examined through study of a rural development project undertaken from 1982 to 1985 in southern Thailand. The project used participatory techniques to build self-guided problem-solving groups in 21 poor villages. The village groups launched income-generating, health, education and related efforts that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village residents. Comparison of the village project experiences confirms that: participatory strategies are more effective in villages that (1) are relatively isolated from competing urban opportunities (villagers are more prepared to invest their own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2) have prior experience with development efforts and community endeavours (villagers are more open to learning new approaches); (3) hold greater confid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leaders and local government agents. When local leadership is not held in great confidence, participatory strategies are found to encourage the emergence of new leadership that can successfully guide project efforts.     

Is small beautiful? Village level tax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anzan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coll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revenue by village governments in Tanzania as part of a decentralisation reform. An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in the form of taxation records from 14 villages, which collect and retain revenues on natural resources utilisation suggests that decentralising revenue collection to the lowest local government tier may yield: (i) considerable increases in revenue collection; (ii) increased transparency in public finances through requirements that village governments document their incomes and expenditures to the villagers; and (iii) a financial surplus that is used to finance public services at the village level.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decentralising taxation to the lowest local government tier may be a viable approach to enhance revenue collection on the utilisation of relatively low value natural resources, and assure that a share of the collected revenue is used to finance public services. Copyright © 2007 John Wiley & Sons, Ltd.     

论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

改革战略的正确选择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前提。未来的县级政府行政改革必须走出纯粹的组织变革层面,进入组织变革、职能变革与政治变革三重良性互动的全面变革时代。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党委的纵横关系中,增加县级政府在行政改革中的自主性和县域公共利益的代表性,依据县域特殊性寻求政府职能与机构的合理性,变革权力结构,形成政府与社会良好合作的善治格局,是新时期县级政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