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域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论析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内法规制度是党内治理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新时代以来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和实践在政治、法治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现代性进步。政治维度上,廓清了以制度治党通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机理;法治维度上,昭示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要义;文化维度上,蕴含了"民本""德治""礼序"等传统思想融入现代"党规之治"的文化历史逻辑。三个维度间平衡、协调与统一的"三位一体"关系,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一步努力的目标方向,也是在此过程中处理党内法规体系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价值尺度。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9世纪中叶,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处于对抗之中,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和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不断兴起。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新兴主导力量,封建君主制国家和广大殖民地为传统守旧力量的世界格局正在逐渐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唯物史观视角对此进行了科学批判,阐明这一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剥削和压迫的工具本质。他们认为,要构建"自由人联合体"必须变革这一世界格局,变革主体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代表的革命阶级,变革方式是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立足国内外两个百年大局,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对世界格局的科学论断,可以为变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启示。     

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北大核心CSSCI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复合体系,并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这四个协调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并同"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从"三者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复合体系,发挥了合力效应,这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论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思想是对新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系统总结,是对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实践的深刻提炼,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继承创新。这一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坚持,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经济基础、社会主体、总体主题、宏伟目标、系统动力、本质规定、推进路径和评价标准,形成了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就其基本特色来看,这一思想具有多方面辩证统一的理论特质,其集中体现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统一,坚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与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有机统一,坚持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坚持强化顶层设计与重点推进的有机统一,坚持制度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坚持核心价值与扬弃吸收其他价值的有机统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和发展,是贯穿国家治理的一条价值红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检验国家治理成效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置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现实路径,彰显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与深刻的历史逻辑、创新的理论逻辑、坚实的实践逻辑的统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的伟大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集中彰显了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国家治理效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需要秉持制度内在特质发挥执政党治理核心主体的坚定领导力,激发制度活力优化参政党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巩固长期稳定和谐党际关系凝聚国家治理效能强大合力,提升制度执行力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逻辑理路、时代意蕴及实践探索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与具体运用,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然状态。唯物史观与传统民本思想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经验凝练的历史逻辑和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构成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基于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观照,其时代意蕴指向治理角色应人人有责、治理实践需人人尽责、治理成果归人人享有的三重内涵。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和治理策略渐次递进的实践探索中,有必要在构建互嵌结构的共生逻辑、突出顶层设计的前瞻创新和彰显基层执行的精准有效三个方面体现其使命担当和应有作为。     

全面治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理论新命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治理困境,提出全面治理的理论命题。全面治理理论,是对单面治理理论的扬弃,主张公权力"代位执掌者"的治理主体"治他"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囿于我国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度交叉性、包容性等特点,以公权力"代位执掌者"核心行动主体出现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实践运行过程中,实际上起着核心治理作用。新时代党的全面治理实践,既要做好内政、外交与国防领域的"治他",也要做好"自治"。通过政党"自治",强化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建设,通过自我革命提升"抗病免疫功能",是一个郑重成熟的政党的重要标志。     

新时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为政党治理提出要求和方向。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战略选择。要运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机理和规律,健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法治生成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制度运行机制和本领增强机制建设,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性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目标聚焦,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其主要特色集中表现为:在国家治理概念上的中国维度与中国表达;在国家治理目标上的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协同;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上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一核多元"的独特格局;在国家治理价值理念上的人民整体与人民民主追求。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新时代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统一的三维分析

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和互补性。新时代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统一,是实现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全面覆盖和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角度看,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统一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新时代要通过监督机构合署办公、监督理念统一、监督职能融合、监督对象互补、监督法规衔接、监督队伍转变实现二者"形"的重塑和"神"的重铸。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廉能政治析论

廉能政治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关联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腐败治理中衍生出的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等不良政治现象的积极应对。作为廉洁政治的拓展性议题,廉能政治是价值之维和实践之维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既离不开政党良好的执政绩效,更离不开廉能并举的政治生态。新时代,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廉能政治,必须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调整优化权力结构及运行方式,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注重廉能并举的政治文化建设,建构科学有效的廉能制度体系,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廉能政治建设,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凝聚强大的廉能合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治理的历程考察与经验启示

中国特色文化治理是在文化建设理论和治理理论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特定主体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推动文化建设与发展,并利用文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引导功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部分问题的管理活动与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治理大致经历了"起步期""发展期""转变期"和"深化期"四个阶段,实现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理念从管理走向合作的转变和手段从单一强制到多样灵活的转变。立足过往经验,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治理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全面领导、厚植文化治理的主体力量、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强文化法治建设,以推动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及其启示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关系国际交往的重大议题,如何破解其“国强必霸”的逻辑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威胁论”直接影响着我国国家形象的树立。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自我”“他者”“世界”三重向度实现了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新时代,坚持和平发展与保障国家安全相统一,促进一元性主导与复合型战略相协调,推进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与人类文明经验相结合,是破解“中国威胁论”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世界意义的深度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