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表现形式及斩断对策——基于86份判决文书的分析

"围猎"与"被围猎"是对行贿和受贿的形象比喻。利益集团"围猎"与官员"被围猎"是当前腐败领域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围猎"能够成功、官员易"被围猎"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利益链条,其表现形式包括通过政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链、通过行政机关上下级关系形成的利益链、通过权力掮客形成的利益链以及通过建立熟人关系形成的利益链等。利益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政商关系异化、监督效力不足、惩戒威慑力不够以及官员底线意识不强四个方面。要斩断"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链,必须明晰政商界限,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提高监督效能;提高腐败行为查处率,增强惩戒威慑力以及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转变其人情文化观念。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当前隐性腐败中的“情境设租”:运作逻辑及其治理之道

在当前反腐高压下,显性腐败形式已经向隐蔽性较强的隐性腐败转变。在隐性腐败中,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情境设租形式,具体表现为基层办事公务人通过设置情境实现权力寻租,其内在逻辑为以"情境"作为寻租第三方,变主动、直接寻租为间接寻租,让"情境"来消化腐败的表现形式和潜在风险。对之治理,应从打造阳光情境、建构权力制约情境、厘清反腐双重权力情境以及再造反腐文化心理情境四个方面推进,以塑造"情境设租"的"情境监察"网络,在动态中完成隐性腐败的化解之道。     

权力人腐败的机会主义动因及其矫治

人类经验表明,权力腐败实质上是权力人的违法腐败。机会主义人性行为分析证明,权力人的腐败本源于权力人的机会主义人性,是人性利己与利他矛盾内耗的外在表现。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代理人机会主义和权术机会主义的观察也发现,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规则约束,权力人从本性上必然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滥用权力,作出谋求私利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败德"行为。因此,为了防止权力人的腐败,就需要以多重制度设计抑制权力人的机会主义心理,约束权力人的败德行为,矫治权力人的权力滥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权力人机会主义腐败的治理将是一场需要战胜自我本性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反腐持久战,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国家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化、协同化与现代化。     

腐败治理中政策压力的传导效力问题论析

<正>高压反腐的政策压力在由上至下的层级传导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呈现出效力衰减倾向,成为当前中国腐败治理的现实难题。对反腐目标的认知偏差、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涟漪效应"、基于规避连带责任追究的"共谋现象"、腐     

腐败网络的结构类型、特征及运行机制

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将腐败网络视为非法社会交换网络,进而揭示其两种典型结构,即外排式联接腐败网络与内含式联接腐败网络。外排式联接网络形成了"资源排斥性"权力结构,迫使权力劣势者进行竞争以获得资源;内含式联接网络形成了"功能互补性"权力结构,要求各方行动者进行合作以获得收益。权力分配的不均等造成了网络结构中各方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网络的分裂趋势。而关系承诺因其对权力运作的削弱,发挥着重要的网络整合功能。权力结构和关系承诺,作为腐败网络能否持续运行的决定因素,为当前反腐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家族式腐败分析:内涵、要素和类型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问题上出重拳、发实招,一连串的"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同时我们看到,贪腐亲兄弟、寻租父把岗位所赋予的权力用于侵吞国家、社会财富,以谋取家族私利";韩雪阐述了类似观点,即认为"家族式腐败是官员利用权力和影响为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谋取私利,形成     

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原则与内涵

伴随着新中国的反腐历程,我国的治理腐败方略经历了重大调整,目前呈现出构建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的新趋势。建构系统性治理腐败方略,应系统综合并提升中国古代和西方的反腐经验,但必须破除对两者的迷信,珍惜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贵经验。要坚持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中国特色反腐机制,建构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腐败体系;要侧重从权力视角转向从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视角考察腐败的发生机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且资本也不可任性;要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做到法纪与规矩相互配合、政策和法纪相互兼顾、改革方案与治理腐败方略相配套、技术层面和体制组织层面相互契合。同时,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在开放背景中注意维护国家安全。     

网络反腐的行动类型、过程及实现机制

从公民行动的角度对网络反腐的内涵进行界定更能凸显网络反腐的实质。根据公民行动的方式、行动所指涉的对象、行动过程,网络反腐可以划分为腐败告知型、腐败挖掘型、集体动员型。三种类型的网络反腐行动中,公民从"围观"到"挖掘"到"抗争",显示了互联网时代草根力量的崛起。公共舆论的生成、倒逼、草根动员是网络反腐的行动机制。在未来反腐倡廉建设中,从廉政政策的制定、廉政制度的革新、腐败治理的议题等开放渠道,让草根权力在现实的腐败治理中有效地参与,是化解网络反腐舆情日益高涨的根本。     

集团腐败: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解读

目前研究集团腐败一般是从低度社会化的经济人假设和过度社会化的社会人假设出发,两者由于没有考虑具体的社会情境来补充解释,从而陷入理论假设的陷阱.集团腐败是由不法交易关系联结而成的,必须将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进行观察.通过分析发现,集团腐败在纯粹利益交换之上衍生出了基于互惠信任的社会交换,通过真实的社会情境建立了情感义务的人际纽带.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集团腐败受到亲缘血缘等人情要素的影响,亲密、信任与责任使得交换过程中形成互惠规范.通过互惠交换产生了横向平行与纵向垂直的关系结构,推动集团内部的权力分化进而构建微观秩序系统,最终使集团腐败成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具有总体性文化情境认知的人际联结.     

网络反腐的深层困境及其化解

"网络反腐"作为反腐的"神兵利器",成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倒逼"力量,为中国反腐倡廉带来正能量,有利于揭露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营造预防腐败和防止腐败扩散的氛围,加强官员和公民的廉洁自律。但是网络反腐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缺乏一定的理性、具有偶然性、缺乏代表性、缺乏隐秘性等困境,因此,必须加强网络反腐立法、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健全网络反腐机制、增强网民道德自律,这样才能把网络反腐打造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心工程。     

“中介腐败”:表现、成因与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中介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行贿或帮助行贿、在重大资产处置中造假、在招投标中出卖情报和参与非法洗钱四种。中介组织与行政权力存在依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反腐视线,监管存在漏洞,是"中介腐败"得以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治理"中介腐败",应该阻断中介组织与行政机构的依附关系,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不断提高其自律水平,同时,还要明确划分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形成多部门合力监管机制。     

“依法治国”也需要“以德治官”——兼论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官员的“三感”

每个人都存在作恶的倾向,因而需要力量进行制约。约束个人的心性与行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律,一种是他律。"他律"方式即依靠法律制度固然能够有效地防治腐败,但"自律"即"以德治官"也能够对预防官员腐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历史来看,其反腐模式并不排斥"以德治官",而且十分注重"以德治官"对于防治官员腐败的特殊意义。在"制度建设"还没有"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或者说,在制度并不能"把一切权力关进笼子"的情况下,"以德治官"仍然不失为"制度反腐"必不可少的支持力量。从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的特征、功效以及当前中国官场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德治官"应重在用传统德性文化培养广大官员的"敬畏感、意义感、羞耻感"。     

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规范性思考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公民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场域。尽管当前网络监督遏制权力腐败具有奇效,但其失范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彰显。扭曲真相与匿名诽谤、个人隐私权的破坏、人肉搜索导致的舆论暴力、网民集体非理性引发的网络暴力、未审先判等弊端不一而足,目前缺乏规范性已经成为网络监督权力腐败的最大硬伤。利用网络监督权力腐败,充分发挥其作为新兴反腐参与方式的作用,必须走规范化道路。加大规范性意识的宣传与教育、加大规范性立法与制度建设、加大党务政务以及官员财产公开的力度、加大技术和网络伦理规范是实现网络监督权力腐败规范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小官巨贪”治理机制探析

随着我国反腐进一步深入,在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进程中,我国出现了"小官巨贪"现象。"小官巨贪"是"苍蝇式"的腐败,与"老虎式"的腐败一样对国家和社会危害巨大。构建"小官巨贪"治理机制迫在眉睫,即加强思想教育,坚定反腐立场;正确认识官员作为人的本性;防止集体腐败,杜绝利益均沾;重视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强调多方监督,重在群策群力;完善制度建设,以期防治结合。     

行政心理视域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导致官员腐败的因素较多,其中行政心理因素是一个关键因素。为了探寻官员腐败的行政心理变化,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从"正义网"反腐板块中随机抽取30份腐败官员的忏悔录作为样本,对腐败官员的职务级别、成长背景、工作环境等个人特征进行定量描述分析,探究官员腐败的心理原因,对其前腐败、腐败初、腐败中、腐败后及案发后等心理蜕变过程进行研究,发现这一群体腐败的心理变化规律,并从行政心理角度探究预防官员腐败的措施,以期能够引起公共行政领域对行政心理的重视,从而有益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完善。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