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     

论法制革新与国家的经济治理——基于制度主义的思考

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变化迅速,而对其提供支撑和保障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不断地进行革新,制度主义从国家治理和经济治理的角度为其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分。国家治理要求法律制度的革新能够时刻保持时代性,而经济治理则又要求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这两者最终在法律制度的革新中得到统一。     

在疫情大考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应对疫情实践和检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从疫情防控实践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一是完善疫情发现、报告、发布方面的制度;二是明晰中央和地方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三是建立完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治理体系;四是完善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制度;五是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六是加强舆情监测和网络治理;七是提升决策和执行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制度研究述评——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制度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给予制度问题高度的关注。新制度主义对制度进行拓展性研究,认为制度不仅包含由政府、国家、统治者有意制定的一系列规则、政策法规的正式制度外,还包含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交往中形成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就成为了分析制度的两个重要视角,不仅对农村治理中的制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使中国农村的制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成功经验为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共同抗"疫"。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民参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重视法治的规范调节和强制约束功能。我国始终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以科学认识和把握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为视角

全球范围内,变异流感病毒感染事件的发生间隔期出现缩短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事件平均每2年就发生一次。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新型冠状病毒也许不会像SARS那样很快消失。因此,需要经常应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或许会成为疫情防控的“新常态”。本文在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特点和全球新发传染病流行趋势的基础上,本着学先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原则,提出在疫情防控进入“新常态”后如何有效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议。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治理的省察与进路——兼论“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之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质依然导致了各种治理缺陷和问题的出现,这对政府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基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现状的省察,转型时期的政府治理必须在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念和服务精神的指引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     

自律与他律:旅游行业治理模式的创新——兼论西安地区旅游行业法律制度构建

由于市场的失灵与政府的作用,在行业管理中产生了自律与他律两种治理模式。旅游行业治理需要自律与他律结合的模式,这就要改变传统的以行政主管机关为主体并注重强制性行政规范的做法,而要建立旅游业行业协会并更加重视民商事法律制度的作用。西安地区也应按照这样的模式来构建自己旅游行业的法律制度体系。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