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结构性嵌入和功能性融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在嵌入式理论框架下,通过对"HT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状况进行样本分析,同时考察街道、乡镇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和社区、村党组织的功能性融入,得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双重逻辑,由此可找寻我国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趋势。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转换的逻辑解析

城市基层治理单元作为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联结场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起点与基石。治理单元创生设置、转换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社会治理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先后历经全能型单位式单元、辖区型街居式单元、双属性社区式单元、次社区式单元等不同阶段。依托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转向具有"结构"与"历史"的双重逻辑,其在与宏大制度环境、政治变量序列、治理观念等动因的互构中,存续路径依赖的惯性,并在"关键节点"上产生制度断裂以实现基层治理单元的创生。因此,全程把握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变迁的历史脉络、剖析单元衍生转换的逻辑动因,对于合理设置治理单元、探索多元化单元形式,继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客观逻辑,是应对新时代社会矛盾风险的路径选择,是新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基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与问题分析,杭州市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推进"城市大脑"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提出了杭州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全面实施"六和工程",提升"六大能力"的框架思路,并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举措落地见效明确了找准定位、准确把握三对关系,健全机制、"三化"牵引强力推进,系统推进、四个层面重点突破等关键节点。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主体视角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角色困境与路径探析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中考察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可以进一步明晰国家、社会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给这一过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厘清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协商治理中所面临的角色困境;仅从主体视角出发,社会组织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提高协商能力,对自我进行合理定位并有意识化解负面效应,以及高度重视与发挥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我完善,推动基层治理的深入发展。     

“元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为应对科层制治理、市场治理、网络化治理三种传统治理模式的失灵,有关学者提出了"元治理"理论,突出强调国家权威在社会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元治理"理论在中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起到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元治理者",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应从坚持领导地位、加强自身建设、协调多种治理三个方面入手。     

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从实践探索看政协章程修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浙江省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对基层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基层和社会协商、促进社会治理进行分析研究。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迫切需要引入统战理念和协商机制,人民政协可以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人民政协要注重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导向功能,利益表达协调功能,决策协商咨询功能,社会疏导稳定功能以及凝聚共识整合功能,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两者在理念、功能、作用、组织框架、成员构成、平台渠道、着力点等方面,都对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有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殊途同归,应整合两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应努力提升服务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城市基层治理生态:恶化机理与修复路径——基于国家与社会双向共时性转型的思考

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板块,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城市基层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当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恶化趋势,其根源在于社会的"三高"转型和国家的自身转型的共时性叠加效应。修复城市基层治理生态,需要政府通过实施包容性治理有效应对"三高"社会的治理生态,通过服务型治理、整体性治理和法治型治理,有效克服国家自身转型中的政府公司化倾向、政府碎片化困境和政府维稳化弊病。     

“三步走”推进雅安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雅安市通过基层减负、党建强基和授权赋能"三步走"勾勒出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雅安方案。深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应当尊重民族差异性,善于挖掘基层经验和推广市外经验,并强化基层治理的法治保障。     

战后日本基层社区治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日本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向来为中国学人所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担负着主要作用。日本社区治理采用国家主导模式,且国家发挥了立法、建制、规划、发展社区的"元治理"作用。应立足文化传统,因应社会发展阶段,更好发挥国家的"元治理"功能,并从自治制度、精细管理、科学规划、社区福利等方面借鉴和改进我国社区政策的制定和推行。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重要位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诸多成效。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就是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强化现代科技支撑,强化"三治"相结合,跟进新时代发展步伐,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抓住基层治理的重点破解基层治理难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统一战线服务人民城市社会治理:结合上海实践的理论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着丰富和深刻的治理内涵,他在考察上海时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经由上海市委贯彻落实为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的意见,更是对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社会治理作出了全面深入的阐述。针对学界"治理型统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统战与治理关系的具体研究这一现状,本文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就统一战线服务人民城市社会治理进行思考,重点围绕上海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国际化等议题展开分析论述并提出着力方向,包括统一战线作为"社"的力量参与、服务基层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城市合作与竞争等。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