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现状与引导对策

随着微博和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的舆论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得到进一步延伸和释放,网络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及特征,即传播媒介逐渐多元化,参与主体走向"草根化",舆论焦点日显敏感化,网民行为偏向"群体极化"。这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即现代虚拟社会的管理意识的显缺失,网络舆论的法律不健全且效力低下,参与网络舆论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缺乏独立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机构。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在于:增强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信息传播秩序;加强媒体正向联动,形成舆论引导合力;注重正面舆论导向,强化主流舆论权威;研判网络舆论性质,着重引导特殊舆论。     

论数字时代公共舆情的次生化

数字时代公共舆情面临内在结构的调整和治理挑战的次生化变革。公共舆情内在结构变革体现在技术、文化与空间三个层面，即数字传播应用技术从一元到多元的拓展，参与式文化从追求想法表达到公众情绪联动的转向，舆论空间从传统秩序空间到数字化交往空间的边界消融。公共舆情次生化面临着“技术—文化—空间”的结构性治理挑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技术增加公共次生舆情治理难度、泛娱乐化乱象销蚀公共次生舆情治理的思想根基、社会结构性紧张扰乱公共次生舆情的治理秩序。应对公共舆情次生化，要从技术、文化、空间三个维度以精准化逻辑矫治技术异化、净化文化生态、纾解社会紧张，完善公共次生舆情防范机制、强化公共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和健全公共次生舆情调控机制。     

虚拟政治场域中网络话语的失序危机及其化解之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网络话语空间逐渐演变成了不同话语主体进行话语表达的政治场域。虚拟政治场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分离、复制与误读。在虚拟政治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个体性的话语表达和群体性的话语表达。虚拟政治场域的特征和多样化的话语表达导致了网络话语的失序危机,其主要表现为群体极化、网络暴力和反权力话语的出现。要化解这种危机,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对于网络话语秩序的维护作用,建构网络对话机制,增强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有序参与和适度控制。     

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突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技术防控问题,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引致的网络舆情发展和变异,在突发事件公共危机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突发事件是源生事件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衍生的复合事件。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是源生事件、舆情引导主体、舆情传播渠道互动共变的结果,构建和完善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需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搜集与研判,并完善应急与保障机制。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路径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有利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但它极易演化为现实群体性事件而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现行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因素缺失,主要表现为网络法律规范不健全;行政法治机制不具体,网络对话法律机制不足,网络预警法律机制空缺,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滞后;司法追究机制不明确。应该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法治的合理路径,确立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法律治理的制度体系;健全行政法治机制,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加强行政问责,完善执法协调程序,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推动司法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增强网络司法公信力。     

网络公共空间的“净化”与秩序建构

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网络社会是法治社会,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本文以网络治理实践为问题出发点,对建构"多元参与、法治健全、管理有效、公平有序"的网络虚拟空间秩序所要依循的主要方向与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用网络社会治理秩序解决网络风险难题,从民主法治、公平、多方参与、共建机制等角度提出建议。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应对机制研究

网络的飞速发展与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高校突发事件很容易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而高校所具有的开放性强、青年学生众多、思想活跃等特点也增加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处置难度。目前高校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普遍存在危机意识缺乏、管理能力不足、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树立危机意识、强化信息公开的理念,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和应对机制,处理好高校与媒体、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努力提升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水平与能力,让校园环境变得更加文明稳定、和谐安全。     

论转型时期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期,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社会转型的风险,也对国家推进互联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缺失、预警处置机制虚置、正面引导不力、信息失控失真、预防和应对无措等问题,要以动态化治理的理念为指引,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克服"官僚独白式"的话语结构,积极转变舆情危机治理思路,整合监管力量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舆情治理的技术和工具,探寻符合国情的法治化治网之路。同时,要响应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环境变迁,探索"互联网+政务"的治理模式,促进和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网环境,共创和谐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秩序构建与动力供给视阈下的网络社区安全治理研究

在约束机制和调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网络社区的运行难以自发地维持系统的整合和协调。从秩序构建与动力供给视阈看,影响网络社区安全运行的主要问题来自四个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治理体制、秩序维持、文化建构和能力增强。网络社区安全治理要以建立动态灵活的治理体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外在推力,以文化治理机制和防护系统创新为内生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网络舆情贯穿于突发性事件的始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态影响重大。网络舆情危机,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而且极易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对该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及影响较为特殊,其产生诱因的多源头性、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传播过程的易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敏感性以及传播态势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实施有效治理,各级政府需要树立"网络边疆"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特殊性。在坚持"以防为主,及时预判"、"分级应对,分情处理"、"疏截并抓,以疏为主"及"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原则下,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作用机制与生成路径——以话语交往为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民主协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下,以强化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与话语共识等话语交往的积极作用为发力点,能够有效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治理价值。在治理实践中,民主协商是通过问题引导机制、结构组织机制、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协同行动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将提升交往能量场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以及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主协商路径的重要建设内容。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舆情贯穿于突发性事件的始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态影响重大。网络舆情危机,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而且极易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对该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及影响较为特殊,其产生诱因的多源头性、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传播过程的易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敏感性以及传播态势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实施有效治理,各级政府需要树立"网络边疆"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特殊性。在坚持"以防为主,及时预判"、"分级应对,分情处理"、"疏截并抓,以疏为主"及"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原则下,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体系。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困境与话语体系建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整个教育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要面临着"话语脱钩"与"对话乱象"两大困境。其中,"话语脱钩"集中表现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生产、转译、传播中存在的流程缺陷以及在形式与内容层面存在的实体缺陷,"对话乱象"集中表现为话语冲突、话语霸权、话语鸿沟以及话语权的式微。从范式转型、实体创新以及话语权建构三个方面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既是应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交往困境的现实要求,又是增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基于SNA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关键节点识别——以“7·23动车事故”为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研究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关键节点识别,探究舆情传播的网络结构、节点位置及相互关系对信息的传播路径、传播速度及传播范围的影响等问题。以2011年重大突发事件"7.23"动车事故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Pajek软件生成了"7.23"信息传播网络拓扑图,基于邻接矩阵数据进行了网络密度、可达性、聚类系数和中心性测度,依据测度结果和位置角色分析对其进行关键节点分层与识别。研究表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和扩散以社会网络结构为基础,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网络结构与节点位置决定着成员的"影响力"程度;中心关键节点的资源控制能力与信息输入输出效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可以通过改变中心度、聚类系数等手段嵌入式引导关键节点,减少谣言和恐慌情绪的传播。本文采用详实数据对舆情传播关键节点的分层识别,拓展了社会网络方法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应用,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技术与管理实践相分离的弊病。     

高校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高校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中,舆论的特点表现为舆论扩散的迅速性、舆论群体的高知性、舆论议题的多样性、舆论影响的破坏性、舆论关注的广泛性。在剖析目前高校公共危机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缺陷及不足基础上,探讨新时代新形势下高校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原则和路径,构建舆情研判和预警机制,健全协调联动处置机制,完善新闻信息发布机制,加强高校舆论队伍建设机制,建立舆论恢复重建机制,为化解高校风险危机提供解决方案。     

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对策

高校网络舆情是大学生对高校或社会热点话题和敏感问题表达个人情绪、态度、政见等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络舆论。当前高校在网络舆情引导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监管和引导难度加大、监管和引导方式滞后、监管监测机制不健全、群体极化导致网络舆情难控。积极应对挑战,需要强化官方平台对网络舆情的引领,舆情发生后官方要快速发布权威解决方案,建立网络舆情的监测预警机制,发挥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作用。     

网络舆论与我国民主政治的良性化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运用带来显著的民主政治效应,表现为打破了信息垄断和旧的话语权力格局,为民意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的场所。以互联网为公共载体的网络舆论成为信息时代我国最活跃的民主政治场域。但技术是把双刃剑,网络也不例外。网络舆论的特性决定了它可能造就"优质"民主,也可能带来"劣质"民主。要使网络舆论促进民主政治良性发展,政府需要健全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论监督的道德建设与法治建设,提高对网络舆论的回应能力,正确引导网络议题,培养公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