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协商民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析论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存在着高度契合,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需求的回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党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北大核心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之间相互契合、内在联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最管用的制度体系、最广泛的民主参与、最大公约数的包容性、最真实的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要充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与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同向协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践行协商民主,拓宽民众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社会治理实践下的民生福祉;构建理性规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现状、问题与路径: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探论

基层协商民主机制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切入点,是加快发展人民民主的推动力,也是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形式。多年来,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取得了很大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需要不断完善协商性党群治理机制、参与决策机制、合作机制、利益协调与矛盾调解机制、平等对话机制、法治保障机制等各种相应的运行机制,以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创新,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的最广泛实践。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一种村民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农村社会治理机制,更是一种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在规范村民选举行为,推动农村选举公平公正;提升村民参与能力,推动农村决策科学民主;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治理创新优化;确保村务信息公开,推动农村监督规范完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对改变村民的政治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

中国先有协商民主,后有选举民主,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存在,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长期共存、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从而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既能发挥各自优势,又能弥补各自不足。推进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协同发展,能够实现刚性民主与柔性民主的相得益彰,能够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部分群众特殊利益的完美结合,能够确保人民既有充分投票的权利又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从而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先有协商民主,后有选举民主,全国人大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存在,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长期共存、相辅相成、协同发展,从而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的协同发展,既能发挥各自优势,又能弥补各自不足。推进人大选举民主与政协协商民主协同发展,能够实现刚性民主与柔性民主的相得益彰,能够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同部分群众特殊利益的完美结合,能够确保人民既有充分投票的权利又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从而真正实现人民民主。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商民主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目的。协商民主凭借其平台多样性、参与广泛性、过程包容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征,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确保协商民主真正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切实需要可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措施,这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基层治理：时代意蕴、理论创新及实践转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民主制度发展的产物，也是民主制度的一种新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民主制度基石，具有重大时代意蕴，它丰富了党的宗旨、协商民主、共同富裕的基层治理理论，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通过整合治理力量、扩大事权主体、优化民主程序等方式，创新基层治理的民主实践，能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赋予强大生命力。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协同演进及其创新发展

依据"实践发展-法律与政策指向-理论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大体上经历了"选举民主主导""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三个发展阶段。未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在坚持协商无果必经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前充分协商沟通和重要决策投票表决与一般抉择诉诸协商相结合等原则下建立和完善协商与投票表决衔接机制,致力于促进协商与投票表决机制的有序衔接转换;另一方面是立足于基层民主自治,通过法治、问责、便利化民主参与平台建设和公民教育等途径,致力于提高农村基层民主质量。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基层协商民主: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基层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在内涵上,基层协商民主就是我国基层组织和基层单位的各类主体,通过有组织地协商,依法参与基层公共决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实践;在外延上,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包括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农村协商民主和企事业单位协商民主。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