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在他与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他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技术理性的实质是工具理性;启蒙精神成为新的神话;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他的思想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是仍对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党的上台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兴盛,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逐渐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本质,并对其展开了批判。本文是针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而展开的探究,首先对其理论的产生背景和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其次揭示了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积极意义和不足之处;最后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和不足,但仍对当代中国无论是国家、民众还是学者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重审启蒙——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观简析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通过对启蒙概念的深入分析,重新审视了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他们揭示了“启蒙退化为神话”的启蒙概念自身所蕴涵逻辑结果,从而对由启蒙带来的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以人的异化为特征、以世界性灾难为必然的现代性世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这对克服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重塑价值理性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思想特色

霍克海默从批判传统理论入手,以对人的研究为落脚点,通过对独裁国家的分析和启蒙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初步建构起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系统而深入地批判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开创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跨学科研究和批判的先河。     

技术与美好生活:数字化生存的困境及其超越北大核心

自古以来,“美好生活”既是无数思想家思考的哲学命题,亦是关乎人类命运与精神福祉的理想追求。技术诞生的初衷,本就是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随着媒介技术变革的加速,数字化生存天然的“赋权”本质不断驱动自我的启蒙与觉醒、促进话语的自由与平等、回归人际的活性与湿度,但在媒介技术深度融入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对美好生活的应然追求却也实然落空,不断“内耗”的快节奏生活、遮蔽本真的虚假欲望体系、无处不在的群体性孤独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自我、物我与人我不断走向失衡。因此,亟须从伦理视角重新审视并掌握技术,建构以“信念”统合“责任”与“德性”的伦理体系,以探索出技术与人性的互惠共生之道。     

习惯、冲动与理智在行为中的地位——读杜威《人性与行为》

习惯、冲动与理智是杜威实践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本文首先论述了习惯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即它是我们有效行动的前提,但习惯自身也存在着内在缺陷,而这种内在缺陷的存在就为冲动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然后论述了冲动在行为中的作用,并指出如果没有习惯指引冲动,它就是没有方向的和混乱的,冲动的这种特征就为理智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理智的作用就是解决纠纷、恢复连续性、重现和谐,但这种和谐经常被打破就如同它经常被恢复一样,而这也恰恰说明了习惯、冲动与理智是在我们的行为中不断发生作用的。     

直觉和理智概念与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构建

直觉和理智是表现梁漱溟文化哲学的重要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以直觉和理智为基本概念构建起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为现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学基础。直觉和理智概念地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与思考,因此在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本文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文本基础,以概念分析为基本方法,对直觉和理智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试图以此展现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文化问题与出路的思考。     

美好生活的实现场域与基层治理的目标、功能设定——再议美好生活与良好治理的关系

实现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也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带来了一个新课题。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要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世界中进行认识并寻找针对性的实践路径设计。以人们在不同活动场域涉及的社会关系为分析基点,生活场域是实现美好生活诸需求更具基础性的场域,基层治理是与生活场域最为接近的治理领域,因此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治理领域。当下,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需要构建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功能导向的基层治理体系,以推进人民群众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实现。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势必要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要以生态知识教育为重点,夯实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强化生态文化与法制建设,实现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美好生活:儒家传统幸福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合构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幸福"的真谛有不同的理解和探寻。从最初追求道德的"至善",逐步演进为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深刻地塑造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中华民族的价值选择。幸福不是纯粹的道德至善,也不是凭空玄想的空中楼阁,而是立足现实,在劳动实践中获得的内里与外在的双重美好。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秉承和对中华文化中幸福观的创造性转化,使习近平新时代幸福观更具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对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具有强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德性·自由·和谐:新时代美好生活的三个维度

德性是美好生活的内核,自由是美好生活的基质,和谐是美好生活的目标。具体说来,德性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应然存在,德性涵养是美好生活的价值应然,道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美好生活的终极关怀;从自由的"目的""权利""能力"三因子看,"类自由"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社会自由"是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个性自由"是美好生活的内在根据;新时代中国人民追求的和谐是全面和谐、人本和谐、动态和谐,全面和谐是美好生活的必然追求,人本和谐是美好生活的审美需求,动态和谐是美好生活的发展逻辑。     

人民主权、城市权利与美好生活——城市“人民性”的三个面向

城市“人民性”是涉及城市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人民、人民的城市何以可能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城市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都对城市“人民性”问题作出了讨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建立属于劳动人民的城市政权,实现城市的人民主权是城市人民性的基本要求。西方城市理论在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城市属性的前提下,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对城市的控制和剥削,强调人民的占用权和参与权以彰显“民享之城”与“民治之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城市理论中,城市的“人民性”既不仅仅是“占有”意义上的宣称,也不光是一种“权利”表达,而是嵌入在整个日常生活场域的实践,它要求将人民性贯穿于城市的规划、发展、治理与营造的全过程,并最终体现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体验。     

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美好生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要求

美好生活是新时代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释人民理想生活图景的核心概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丰富的理论内涵与明确的实践要求。美好生活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生活目标,是人民共享、共创、共评的生活方式,是全面性与创造性的生活样式,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理论跃升。美好生活的理论自觉,以引领人民增强创造美好生活的实践自觉为落脚点。美好生活由理论自觉转化为实践自觉,一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本政治保证;二是要坚持以团结奋斗凝聚实现美好生活的合力;三是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美好生活。     

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政权自主性的调查与研究

税费改革后,事权、财权的上收引起县乡关系的全面调整。一些学者认为改革结果使乡镇政府处于"半瘫痪"状态,专款专用使得乡镇政府没有任何行动自主权,完全成为县、市政府的"附庸",乡镇政权成为"依附型""悬浮型"政权。笔者通过在东部某乡镇的实地田野调查发现,乡镇并没有处于悬浮状态,它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也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更为密切。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仍然存在较大自主性,乡镇政权在村庄表现为"汲取""管理""服务"并存的局面。     

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

美好生活充分展示出人民需要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前提,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或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这从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美好生活不是用来享受的,而是用来创造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靠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根本性。没有人的需要的发展和以能力为本位的整体素质等的提高,就没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的全面发展,也就没有美好生活。     

适度:基于资源环境限制的美好生活满足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确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基于环境资源限制,它受全球环境资源、国内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约。公众、政府、市场和社会对"美好生活"都应选择适度满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