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强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广泛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在社会民主的批判反思中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动员一切积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由此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社会民主在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西式社会民主治理的困境对我们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提出了警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背景下的现代社会治理需要对社会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尊重特定的民俗风情,科学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与关系,贯穿公共性旨趣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智能化的政策创新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增强,为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实现科技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深入推进"三共"社会治理格局智能化已经是大势所趋。在遵循社会治理法治性、合作性和高效性的前提下,通过对配套产业支撑政策、科技研发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财税优惠政策的完善和创新,大力倡导政产学研用合作,军民科技融合,不断丰富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内涵及形式,打造"三共"智能化社会治理格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善治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公共性是乡村治理的价值坐标,乡村善治,既彰显了乡村治理公共性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理念的变革。就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状况来看,存在公共价值理念阙如、公共空间失落、公共文化式微、公共组织功能弱化等公共性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厘清面临的公共性困境,探讨公共性价值重构和实践路径,推动乡村社会由“良序”走向“善治”。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社会资本视域下社会治理的困境

在社会资本与社会治理结构关联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资本存量不足、传统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等社会资本缺失造成的社会治理困境,并提出整合社会资本,推动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逻辑理路、时代意蕴及实践探索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刻体现与具体运用,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然状态。唯物史观与传统民本思想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经验凝练的历史逻辑和新时代社会治理问题导向的实践逻辑构成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基于对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观照,其时代意蕴指向治理角色应人人有责、治理实践需人人尽责、治理成果归人人享有的三重内涵。在治理主体、治理制度和治理策略渐次递进的实践探索中,有必要在构建互嵌结构的共生逻辑、突出顶层设计的前瞻创新和彰显基层执行的精准有效三个方面体现其使命担当和应有作为。     

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如何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韧性治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社区治理的发展大体经历以生态学、环境学为视角的恢复功能研究,从单一生态视角扩散到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风险"与"韧性"并置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研究等三个阶段。韧性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着"社会重大变革中传统社区未得到根本转型,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共建共治的协调机制仍需完善,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健全,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大部分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韧性社区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中韧性治理工具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探索新发展理念下韧性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主要在于:加强党统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价值意涵、实践困境与优化

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表现为行政伦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包括观念伦理现代化、制度伦理现代化、人事伦理现代化以及环境伦理现代化。当前政府行政伦理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观念伦理上的停滞不前、制度伦理上的执行不畅、人事伦理上的等级较重、环境伦理上的活力匮乏。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建设与其同步推进,因此,要在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下,以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观念引导行政观念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完备制度塑造行政制度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人事管理推进行政人事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优良环境营造行政环境伦理。     

“消费社会”与公共性再生产的路径选择

消费社会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阶段性特征之一,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共性再生产所处的主要社会背景。因此,笔者先后考察了消费社会中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公民的个体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逐步向消费社会转型和过渡的过程中,代表公共利益、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公共性再生产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而提出了由经济人到公共人、由经济自主性到政治分权性、由经济和谐到政治和谐等多条主线同时推进的公共性再生产路径。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