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疫斗争看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其比较优势

正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案例。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面对同样的治理危机所采取的不同对策,深刻而生动体现了不同制度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制度在特定重大议题上的优劣,并直接通过各自秉承的治理观念与理论而表现出来。以个人权利为价值导向的西方治理理论存在内在缺陷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     

论民主治理

近年来，民主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并成为政治学领域中民主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民主治理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通过吸收公民或其组成人员参与公共决策及其实施过程，达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从总体上看，民主治理相对于非民主治理更能促进效率的提高，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民主治理在实践中还要遵循一定的机制和规则，如选举、参与、协商等。     

民主与秩序:治理民主视域下的公民参与

治理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民主,其有效性是公民参与有序性的来源,而公民参与的有序性则是治理民主有效性的保障。民主与秩序是治理民主的理论内核,也是公民参与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视域下,法治是实现国家统治和治理的方式。在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形成的现代法治,则是国家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法治突出个人和法人的权利,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强调民主是现代法治的真谛。现代国家应该实现广泛的立法,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依循,奠定国家治理的制度支撑,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公众参与反腐败斗争

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反腐败斗争,既要借鉴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又要适应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要求。要通过引领思想领域的崇高价值、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健全权力运行的民主机制、运用信息化的传媒手段、创新科学民主的实现方式等途径,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机制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中去,从而实现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从制度到行动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制度导向的,那么在人类即将走进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将会造就出一种行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政治不仅是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的和主导的部分。工业社会的政治是民主政治,经典性的民主也可以说是制度民主。在20世纪后期,因为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制度民主显现出了不适应性,因而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试图弥补制度民主缺陷的新主张和新设计。但是,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致使这些新的设计都无法真正得到实施。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将遭遇更多偶发性的事项,制度的刚性决定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力,反而会形成阻碍。因此,社会治理应当实现从制度导向向行动导向的转变。同时,这种转变也意味着社会治理从规则依赖向寻求道德支持的转型。     

权利与权力

权利和权力是现代民主社会中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治概念。虽然它们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却不可混淆使用．更不能颠倒使用。也就是说．只有现代民主社会才讲权利和权力．专制独裁和集权制社会则不讲权利只讲权力。因为皇帝国王独裁统治者集权主义者是不承认被统治者有什么权利．权利和权力郁归统治者所有．老百姓只有听从统治的命。现代民主理论则相反．认为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恩赐的．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能随意剥夺的；权力则是由一国全体人民授予一小部分人来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手段．     

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学生主体权利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学生权利不仅是作为受教育对象的接受、享用的权利,而且是作为平等主体的权利。在大众化教育的今天,我们审视学生的权利,提出学生主体权利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分析学生主体权利的性质与现实,通过制定大学章程完善主体权利的内容体系,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均衡发展。     

论民办高校治理与大学生权利的和谐问题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管理上,民办高校相对于公办高校来说更为严格。随着大学生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民办高校治理与大学生权利之间的冲突日益突显。文章通过分析民办高校大学生维权现状、民办高校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进一步寻求民办高校治理与大学生维权平衡的途径。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乡村的组织振兴与治理有效 ——基于乡村治理中组织网络建设的历史回顾

文章根据对从传统到现代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态的演进史分析,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有效,核心是促进乡村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其具体路径是,通过政党引领下乡村社会的组织振兴来实现基层治理中"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平衡。     

社会民主治理的耦合性选择

<正>所谓社会民主治理,主要是指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在保证公民享有权利的前提下,多元权力主体通过互动、协调、沟通、妥协等方式,确保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最终实现社会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我国社会民主治理进程,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和思维,走出权力至上、权     

论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志愿者

当人类前进的脚步迈入21世纪时,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来,志愿者是一个亘古就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此前的所有志愿者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志愿服务都是个人行为,而20世纪后期以来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则是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的.过往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活动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即使发生在了陌生人之间,作志愿服务活动选择的一方,也是以熟人的心态、文化及精神去提供志愿服务的,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志愿服务却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与以往根本性不同.新型的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变革,或者说,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已经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因而,我们需要在社会治理变革的意义上来认识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务.     

发展党内民主:权力腐败的治理之道

发展党内民主是中国权力腐败的治理之道。从内在机理上看,党内民主之所以能够担负起治理权力腐败的重任,主要是根植于民主与权力、民主与公开、民主与监督、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权利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这些逻辑关系在党内层面的呈现。党内民主治理权力腐败的政治生态建构,应着力关注"实现党内民主理性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提升党的民主化"等关键变量。以发展党内民主治理权力腐败,必须在建构科学配置党内权力的分权格局、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体系、推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健全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等方面明晰主要路向。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大学治理中政府行为探析

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的热门研究领域之一。治理的核心概念主要是：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一些原先由国家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     

论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民主与现代国家治理高度契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我们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充分认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构建,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互动发展,扩大协商民主的主体范围,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论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一个社会是否具备运行良好的公共领域是它能否顺利进行民主协商的关键。协商民主理论家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共识和去中心化。哈贝马斯主张共识型公共领域,塞拉·本哈比、艾里斯·扬支持去中心化的公共领域,南希·弗雷泽则提出了主流公共领域与"庶人反公共领域"的并存。这两种取向都有各自的价值,好的民主治理既需要去中心化的公众舆论,也需要总体的妥协和共识。它不仅要求公众进行理性对话,而且要求公众意见能够有效地影响政治决策,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权力、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新型"三权分立";詹姆斯·博曼则主张一种充分发展的宪法权利体系是成功协商的必要条件。     

民主治理与群众路线的制度空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基本方式。成都市学习贯彻群众路线的实践,是基于对群众路线的理论优势和对治理的实践意义的认识,因应本地治理困境而起,围绕"三视三问"群众工作法展开:通过制度预设,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通过组织化培育,激发群众民主参与,助推家园共治;通过构建群众民主监督体系,问效于民。无论从机制、组织还是体系入手,成都的探索都统一于拓展群众路线的制度空间以深化民主治理实效、增进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之中。成都实践在机制、组织和体系上都存有改进空间,促使人们由认识民主治理与群众路线互为依存,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出路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农村民主治理的路径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农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着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实践。首先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分析治理的概念和特点,指出治理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关键在于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因此,农村民主治理的困境在于各主体的功能障碍和相互间关系的不协调,出路则在于各主体功能的准确定位和相互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在此基础上,结合余杭区通过农村治理主体功能调适推进农村民主治理的实践,提出农村民主治理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1、推动村级党组织功能转型;2、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3、加强农村自治力量培养;4、建立多样化的协商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