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君子"思想与组工干部形象

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对组织工作干部的个人修养、行为规范和形象展示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以儒家君子思想,可对组工干部眼界思路、品德行为和廉洁自律提出相应要求.     

儒家《中庸》政治哲学研究——以“道德的政治”为视角

"道德的政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气质,《中庸》之"诚"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实现过程。"诚"贯彻为两条理路:一方面是"致中和"政治文明理想,另一方面是"君子时中"政治参与。故《中庸》是传统儒家"道德的政治"政治哲学的经典诠释,是"政治的道德主义"与"道德的政治实践"结合的思维典范。《中庸》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是"道德的政治"儒学研究的重要案例,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儒家经验。     

"现代儒商"论——以"晋商"为中心

"现代儒商"是现代企业家所企盼的理想人格.认真思考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思想,学习将儒家的君子人格思想与商业精神完美结合的商人典范--晋商的人格精神,吸收其合理成分,对于塑造"现代儒商"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理论还存在狭隘性和不适应性,需要完善"智"、"仁"、"勇"诸概念的社会文化内涵."现代儒商"应该是集"德商"、"智商"、"胆商"和"情商"四位于一体的企业家.     

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智慧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上。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特质包括：中庸之道、忠恕之理、慎独之境、素位之规、重义之选。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主要体现为：反求诸己，平和自知；安贫乐道，自强不息；中道而行，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人与人和气共赢的智慧；人与自身和悦共处的智慧。     

从《礼记·大学》看《论语》中的君子人格

《论语》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语》中的君子人格被视为儒家理想人格。本文以另一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切入点,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解读《论语》,进一步了解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养成和理想追求,由修身而化成天下,对现代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健全自己的人格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丁若镛《诗经讲义》的唯美政治思想与君子论

《诗经讲义》是茶山丁若镛奉正祖王之命“条对”关于《诗经》的八百问而作。茶山秉承《毛诗序》的“诗刺”说,同时深入阐发“风刺”皆“美刺”之论,将《毛诗序》关于“刺”的文学修辞引申为社会政治修辞,“美刺”成了“温婉礼乐”的政治谈话修辞格,“美刺”政治唯美化。茶山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惧乱臣贼子,而删裁成《诗》,则是昭示唯美的三代理想政治,君子是“唯美”政治的主体承担者,“一正君,而天下正”是君子之首务。茶山发挥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阐述君子之性在于“好贤恶恶”。君子之性具有单一性向,君子成性具有超越的指向。另一方面,茶山强调君子成性在于“平日之工,行之有素”,是生命实践的自然与自为,君子之工“知易,行亦不难”。在茶山,君子人格是超越指向与易行性的统一。     

《诗经》中“君子”含义浅析

"君子"的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也是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体现了儒家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也是对人们道德的较高要求。但最初君子的含义并不包含道德因素,是对统治者的尊称,是纯粹象征地位的中性词,而后应用领域逐渐扩大,其含义发展为有道德及有知识的人都称可作君子,成为带有道德意味的褒义词。本文对"君子"在《诗经》中代表的含义进行了分类及研究,将君子应有的理想人格具象化,呈现出了一个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具体形象。《诗经》中的"君子观"对后世理想人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德性幸福及其逻辑展开

现代视域中的"孔颜之乐"涉及幸福与幸福感、情感与理性、存在与境界,"乐感""乐境"是德性幸福的鲜明特质。道德理想主义的"德福一致"构成儒家幸福观的理论预设与逻辑起点。生活儒学追求德性幸福与功利幸福的和谐,德性原则下的功利幸福获得合理性确认。理想人格是德性幸福的主体承担者,"成人之道"是全面发展幸福价值的实现路径。儒家多维指向和多样形态的德性幸福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广义逻辑。     

儒家“慎独”与“为己之学”辨析

先秦儒学作为私学追求的是成就己身,儒家后学提出的"慎独"修身成己思想充实了儒家私学"为己"的理念。在春秋战国儒学不受诸侯喜好的现实环境中,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在讲学育人和传承中面临着践行危机。如果把"慎独"思想中的"修身成己"与儒家"为己之学"中的"为己"结合起来,儒家私学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儒家的"慎独"思想与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德性论

儒家道德学说是以德性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其中论述了一系列的德性范畴,考察了德性的依据以及德性培养等问题.儒家德性产生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性依据、人性论依据、形而上依据;儒家德性的主要内容包括仁、义、礼三个方面;儒家德性的实践价值主要是"推己及人、修身养性、经邦济世"三个层面.     

传统医学道德与儒家思想

作为民族道德规范之本的儒家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在儒家道德标准仁的影响之下,古代医家实践着医乃仁术的仁爱之心,形成了仁者爱人的传统医学道德。从儒家忠孝仁义等生活和道德准则出发,探讨医乃仁术、知医为孝、推己及人、重义轻利、以德待患等传统医德内涵,阐释传统医学以人为本的思想。     

儒家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要义

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论孔子的德政原则

孔子主张德政,提倡把政治道德化,政治与道德合一是孔子政治理论的特色。从根本上说,孔子德治理论是为维护当时社会秩序服务的,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任何社会政治行为都有益的普适性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仁爱原则、正义原则、重民原则、廉洁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具有历史的局限或封建的糟粕,但至少是可以批判地汲取其合理内核,作为历史的借鉴,以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     

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转化与借鉴意义

儒家廉政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廉为政本＂、＂吏为廉先＂、＂廉政为民＂等主张,折射着儒家学者们以礼治国的感悟和政治智慧。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或多或少地会从儒家廉政思想中挖掘出些许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建立＂惩治、预防与教育、监督并重的预防体系＂、＂以德治国＂思想、＂干部自律＂观念等分别是儒家＂廉为政本＂、＂廉政为民＂、＂道德教化＂、＂为政以德＂、＂修身正己＂等思想的现代转化,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弘扬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加强道德教育,能够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廉政理念;弘扬儒家＂修身正己＂思想,树立高尚品格,能够培养领导干部优良作风;弘扬儒家＂廉政为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能够增强领导干部公仆意识。     

论转型社会廉洁政治文化的构建

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决定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取向。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包括臣民式政治文化、伦常式政治文化和人治式政治文化在内的一些落后的腐败的政治文化,它们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家长制"、"一言堂"、"人情网"、"裙带风"、"重人治轻法治"等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政治文化,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转型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廉洁政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快法制化进程,铲除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糟粕,是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文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Competing Gender Paradigms: Gender Difference, Fetal Rights and the Case of Johnson Controls

Political debates over the concept of “fetal rights” pose in sharp relief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meaning of biological gender difference for gender equality. Can the state's obligation to “protect” fetal health be used to modify or control women's behavior? If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women's status as full and equal citizen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legal, scientific and moral debates over “feta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hazardous workplaces.     

“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大一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遗产,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围绕着大一统内涵、过程、性质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思想史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无论对于大一统本身所持态度如何,争论各方往往都倾向于将大一统视为一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固定结构。作为一种限制性认识前提,这无疑妨碍了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与实践发展史的全面理解,更影响到从学理逻辑上阐释大一统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事业的内在关联。有鉴于此,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有必要超越“正典解读”的束缚,以变的思维考察统的历程,同时也以统的逻辑来整合变的史实,将对大一统的思想史解读放在问题逻辑的语境中,关照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对其评价的影响,并慎重地探讨其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唯其如此,对大一统的关照和本土化阐释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     

自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秩序及中国调适

政治传播秩序系政治秩序与传播秩序有机耦合而成。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变革呈现出新图景:“传-受”关系角色融合,信息流动立体对冲,“权势”格局去中心化,“节点”移位流程再造,线上线下双层互动,参与沟通机制转向,情感意见高度聚合,政治目标共生共享,文明契合价值转化,总体模式类型蜕变。应对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秩序变革,中国应做出主动调适:确立政治传播秩序由“一元主体”主导到“多元主体”共享的总体理念;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秩序要求贯通到政治传播新秩序的建构中;更新对政治传播“内容”的理解,扩充“政治信息”的内涵和包容量;释放政治信息的生产权和传播权,激活政治传播秩序中媒体的独有能量;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秩序的优势,为全球政治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经验。     

Individuality,Hierarchy, and Dilemma: the Making of Confucian Cultural Citizenship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Classical School

Is Confucianism compatible with citizenship? If yes, how?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citizenship studi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junction to bring the two concepts together. In terms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king of Confucian cultural citizens by analyzing students’ discourses in a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al school. It reveals (1) the process of moral self-transformation, whereby the individualities are embedded into ethical relations by the extensive reading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2) practically discursiv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that i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a cultural hierarchy; and (3) the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in striving for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citizenship by the state and society.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the dilemmas in discourses and status are part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overall Chinese party-state’s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