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君子之道及其现代价值观意义

在儒学开始有了些许复兴和有学者开始将孔子大众化之际,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一个做人标准君子之道。其中主要有四条准则: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做一个能合群和善于协调不同意见的人;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对这现代生活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观意义。     

儒家"君子"思想与组工干部形象

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对组织工作干部的个人修养、行为规范和形象展示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以儒家君子思想,可对组工干部眼界思路、品德行为和廉洁自律提出相应要求.     

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智慧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上。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特质包括：中庸之道、忠恕之理、慎独之境、素位之规、重义之选。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主要体现为：反求诸己,平和自知;安贫乐道,自强不息;中道而行,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人与人和气共赢的智慧;人与自身和悦共处的智慧。     

丁若镛《诗经讲义》的唯美政治思想与君子论

《诗经讲义》是茶山丁若镛奉正祖王之命“条对”关于《诗经》的八百问而作。茶山秉承《毛诗序》的“诗刺”说,同时深入阐发“风刺”皆“美刺”之论,将《毛诗序》关于“刺”的文学修辞引申为社会政治修辞,“美刺”成了“温婉礼乐”的政治谈话修辞格,“美刺”政治唯美化。茶山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惧乱臣贼子,而删裁成《诗》,则是昭示唯美的三代理想政治,君子是“唯美”政治的主体承担者,“一正君,而天下正”是君子之首务。茶山发挥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阐述君子之性在于“好贤恶恶”。君子之性具有单一性向,君子成性具有超越的指向。另一方面,茶山强调君子成性在于“平日之工,行之有素”,是生命实践的自然与自为,君子之工“知易,行亦不难”。在茶山,君子人格是超越指向与易行性的统一。     

论儒家的“君子（士）”文化与日本警察的自律精神

日本警察纪律状况颇佳。这主要得力于其警察机关和人员良好的自律精神。自律精神所反映的却是儒家的“君子（士）”文化。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述论

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体现了古代思想家的道德追求,先王之道既是先秦儒家所能构想的绝对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也是他们所设想的尽善尽美的社会状态。先秦儒家在主观上追求符合道义的政治,因而拒绝用功利主义和效果主义的观念理解社会政治,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不是空谈义理、反对国家富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也反映了思想家对于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态度,因而也赋予了儒家思想批判的本质。先秦儒家所以向往先王之道,其深层原因是由于他们通过经验性的历史过程理解道义原则的认识路径。     

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困境、关键领域与实现之道

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如下:理论困境:现有研究成果的缺乏;现实困境:特殊的自身环境;制度困境:法律法规的滞后。民族乡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如下: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各民族单元"成为平等的治理主体;治理内容的现代化:法治下"五位一体"的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自主发展基础上的对外发展能力;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乡规民约的"制度化";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和谐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民族乡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之道如下:民族乡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民族乡数量增减与名称变更的科学解决,民族乡内部治理体系的重构以及民族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君子人格与人的现代化

当今中国正走在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这也是形成现代人格的前提条件。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是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传承的基本人格,同时也符合现代价值观,对于现代人格的形成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程的佛道思想

中国文化的历史是儒佛道三家共同构成的。宋明理学是在与佛道两家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中崛起的。作为理学奠基人的二程兄弟一方面对佛道两家的思想有一些借鉴,另一方面又坚定地站在儒家立场上与释老展开针锋相对的理论斗争,期望以此中兴儒学,重新树立起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     

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道综述

后工业时代的浪潮带着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席卷整个地球,管理主义的价值迷思使得行政领域出现大断裂之势。基于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对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相关概念与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从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双重维度入手,分析行政伦理困境以及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发生机理,并对其展开内部强化以及外部控制层面的治理之道的拓展研究,立足于治理与善治的理论向度,以期达到行政伦理重建的重大意义。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此,要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其前提是澄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儒家仁学与普遍伦理

儒学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历史悠久、积蕴丰厚、影响巨大的思想化体系之一，它可以与基督教化、伊斯兰教化、印度教与佛教化相并立。儒家仁学，也可称为仁爱通和之学，是儒学的精华，最具有普世性，它可以为人类普遍伦理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仁爱之心是一铆道德行为的基石，培养爱心，扩充爱心，是建设道德明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普遍伦理最紧迫、最因难的任务是将爱心扩充到全人类。儒家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视天下犹一家，人类只有具备了此种情感和意识，普遍伦理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同样，通和之学用之于道德，便要求打破以部为空的狭隘性，淡化族群仇恨心理，实现真正的博爱。总之，儒家仁学，包括它的仁爱通和之学，会为普遍伦理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理念。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我国定罪思路体系性缺陷案解

我国定罪思路具有其固有的体系性缺陷:在整体结构方面,价值评价先于事实评价;在事实评价层面,重主观要素而轻客观要素;在价值评价层面,重心理要素而轻规范要素。应从以下方面考虑重构我国定罪思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彻底分离并先于价值判断;根据行为整体的不同意义划分思考阶段;在我国定罪体系性思路中引入规范责任论并使之与我国理论契合,构建相对开放的定罪思路。     

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现状、主题及未来发展

本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现状、主题及未来发展。现状主要是三本书和两套丛书 ,处于起步阶段 ;主题是民主政治和优化政府体系 ;未来发展是八个方面 ,即在政府理论、政府运行机制、政治文化等领域深入开展研究 ,以将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近年来,服务型政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而无缝隙政府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所提倡的理念对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在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策略,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需求。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Reliable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serves as a pivotal source for big data. Government postal codes, for instance, have been crucial for predicting demographics. Confidentiality, however, may be at risk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sources.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not only describes government activity but contains material, such as campaign finance filings, produced by outside sources. How does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mpact policy concerns if material is reused for big data projects?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s analyzed using a framework of five methods of production. The framework considers information that the public sector writes, publishes, manages, produces through research, and compiles through legal mandat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using U.S. federal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in big data pro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