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在被统治阶级"同意"、"认同"的情况下,接受统治阶级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就当前形势来看,只有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注重民生工程、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才能让人民群众真正地从内心深处"同意"、"认同"我党所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形成对多元社会思潮的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构建

建构文化领导权,对一个政党来说,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政党要赢得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应通过建构文化领导权,寻求文化认同以巩固执政的基础。本文试图对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解析和借鉴,以期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有力应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从“文化领导权”理论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思考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深刻分析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他认为通过占有文化领导权,可以改造社会意识形态,从而最终获得政治领导权,这一理论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在阐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内在一致性的研究,分析了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重要阵地之一的中国高等院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现状,理论结合实际地提出了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对策。     

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三题

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权并不代表着领导权,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领导权强调产生认同的自觉性和非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社会成员认同某种意识形态,是由于该意识形态能够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反映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增进群众的幸福体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导权建构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其基本要求和原则。新时期,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遵循"层级设置"的基本规律,重视"政治实践"的示范效应。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要从国家权力的高度看待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要发挥意识形态对国家权力的建构功能,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形象塑造、体系建构、合法性辩护和运转支持等。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涉及意识形态与民众之间、意识形态之间以及意识形态与国家制度之间三个方面的关系。在实践中,要实现彰显思想魅力与掌控意识形态资源协同推进、强制手段与非强制手段共同发力、思想指引与制度建构有机融合。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加强我党意识形态领导权意义重大,但在当今新形势下,我党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种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一是建构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树立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二是改变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确保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三是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坚守好意识形态的主战场。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内涵特征及机制构建

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体现为党在网络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引领网络社会思潮、强化政治制度合法性认同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双重结构,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技术性与阶级性相融合、虚拟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灌输性与渗透性相结合的特征。为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要构建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信息技术为引擎、信息素养提升为内核、工作责任落实为保证的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网络信息化传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让网络空间充盈主旋律和正能量。     

网络挑战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种文化权力,它通过对主流文化“核心”的坚守而为某一政党、组织或社会集团所持有。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其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它主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在实践层面上,意识形态领导权其实是一个权力问题。传统时期,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借助于政权的物质力量,     

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须厘清的几个规律性认识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须厘清的几个规律性认识: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现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自身的独特实现方式、主导意识形态须具有"道德制高点"的品质、政治伦理实践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等。     

网络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领导权

当今网络软、硬件技术不断升级换代，新媒体迅猛发展，导致了文化传播形态的转型，这就是”网络文化革命”。“网络文化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我党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为视角

葛兰西作为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创造性地将国家统治分为"政治统治权"和"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即统治者通过政党、教会、学校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求的价值观念以大众文化影响、渗透到大众意识中,来取得大众对执政党执政理念、主导文化价值的认同。获取文化领导权对于获取和巩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鉴于社会转型、西方"和平演变"及网络媒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地位在我国正遭受冲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掌握文化领导权,是目前我党巩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思想自由与政治伦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本文讨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三个基本问题: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特性、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以及政治伦理的现实表现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影响。     

网络政治社会化: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途径

在信息时代,网络政治社会化与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密切相关,这是由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功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确立信息时代意识形态领导权,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政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建构和优化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系,关注意识形态传播的现实需求,凸显意识形态认同的人本精神,强调和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诉求,顺应信息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紧密结合客观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葛兰西从市民社会、东西方革命的不同命运和文化革命的基本战略等方面,阐述了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观点。认真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网络挑战

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网络时代,它正在遭受一种分子入侵式的破坏.网络信息的泛滥导致信息壁垒的弱化、信息中心的消解、信息控制的失灵;网络技术的异化使得新的技术权威出现、技术控制逐渐形成、技术差距渐渐拉大;规模性、批判性的网络舆论的蔓延,使传统的操控舆论正在为现时的舆论操纵所取代.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协同问题初探

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遮蔽性"导致了其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相互抵触和长期分离。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和价值性、国家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的特质,使其完成了从"虚假"走向"真实"、从"遮蔽"走向"解蔽"的过程,从而在现实依据、理论特质和实践条件上保证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协调统一。在三者协同的实现机制中,领导权是核心,管理权是保障,话语权是基础。     

“后真相”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在"后真相"时代,"另类事实"在社交媒体空间泛滥,人民的信念与可观察的事实背道而驰,人人竭力抢占舆论先机,意图争夺话语权。"后真相"现象是"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社交媒体助长了认知偏误,市场诱因导致假新闻泛滥。"后真相"现象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造成冲击,"后共识"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民粹主义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后真相"时代,应提高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功能;掌握网络议题设置权和舆论引导权;强化法治观念,加快网络技术革新,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形成新媒体场域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洪流。     

在处理好五个关系中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 ——一个重要的百年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百年历史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主要包括:处理好"思"与"行"的关系,思想认识上明确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是在实践中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逻辑前提;处理好"立"与"破"的关系,举旗定向、廓清迷雾,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处理好"党"与"群"的关系,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用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引领教育人民;处理好"刚"与"柔"的关系,将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使文化领导权建设做到刚柔并济、稳步发展;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既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文化发展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