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建设研究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因政府决策不当而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当程序是塑造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秉承科学与民主的进路,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这一范畴,从法理学视域进行阐释和制度建构,旨在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提升政府风险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服务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对社会民主治理在农村地区探索的个案研究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运行机制——社会民主治理,其能否有效运行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治理水平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作为我国社会民主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农村地区的民主治理的有效性更是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和根基。四川仪陇县在探索农村民主治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实践,创立了民主治理的"五权"模式,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关注,为我们推进农村民主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野。     

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合约管理约管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华寨模式”为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农村也处在转型期,社会风险不容小视。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贵州省锦屏县华寨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契约的伦理性,制定了《村民自治合约》,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推动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与协商民主的优势高度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迫切需要协商民主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广泛运用并积累一定的经验。针对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吸收借鉴有关的经验,要从治理领导主体和职能主体、治理参与主体、协商内容和成果转化、协商民主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创新的动力、理念和空间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民主管理与治理创新已有着越来越强的社会基础.应当按民主、科学和法治的理念,从体制、机制与技术等层面,全面推进乡村民主管理与治理的多元化创新.笔者主张,乡村民主管理与治理创新,应当有宏观体制变革的密切配合,并纳入国家建设战略同步谋划.积极推进.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价值追求与角色变革

维护公共安全是政府进行社会风险治理的价值所在,这是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治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风险复杂性和不确性程度的日益加深,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应当从＂全能＂、＂独揽＂的＂划桨＂者,转向强调＂有限＂、＂合作＂的＂掌舵＂者,在倡导新治理理念、构建与维护合作治理的制度平台、营造民主的合作治理氛围、信息沟通与疏导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履行维护公共利益。     

基层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与意义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层面的体现,在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和实践意义。它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向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因应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所带来的治理风险与考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民主决策、执行、监督等来达致结果的民主，追求富有草根性、实践性与真实性的闭环式民主实践形态，促进基层治理主体意涵转变、权力运行方式优化与治理模式创新。面向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必须以基层治理主体有效在场凝聚全民化共识、以民主决策制度化实现全链条治理、以治理资源长效供给促进全过程参与，并通过民主问责与绩效评估机制达到全流程响应，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新动能。     

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思路

社会治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改善社会治理任重而道远。实现社会治理模式转换，培育和规范公民社会组织，采取突出公正的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是当前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内民主的执政价值：基于国家治理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领导党与执政党，对国家治理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剖析党内民主之于党执政的价值意义可以放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从当前国家治理的热点入手考量党内民主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影响，就应该特别关注以下五个范畴：党内民主推动善治、党内民主推动社会和谐、党内民主推动依法治国、党内民主推动群众自治、党内民主推动党政分开。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变革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给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权力空间与发展契机,但同时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利益分化与风险,也给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压力和诸多挑战。应对压力迎接挑战构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图景,建立在权力制度化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相互协调制"是对这一压力和挑战的恰当回应,为转型期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制度、利益和风险:地方公共事务选择性协商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滨州市棚户区与城中村改造的比较

协商治理是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而出现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协商治理的方式,总体上是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方式。制度、利益和风险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协商治理的主要因素。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包括协商民主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利益是重要驱动,各参与主体要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是否协商。风险是当前需要关注的现实因素,特别是公共事务与社会稳定间的关联。协商治理将成为公共事务的日常处理方式。     

论科学民主观的多维价值

科学民主观具有多维价值。科学民主观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促进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它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流动人口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与路径

"流动人口"作为我国特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转型产物,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伴生并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作为我国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风险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传统的研究偏重于从流动人口管理或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进行审视,而缺乏从国家治理的维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与思考。科学研判并有效防范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问题,不仅是新时代社会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类别和变化趋势看,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在客观上需从风险管理朝风险治理的方向转型;从国家治理的维度看,应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风险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化。通过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形成适应流动人口社会风险形态变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方式,对有效防范并化解其蕴藏的重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