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     

司法鉴定与“案结事了”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例，导出司法鉴定对案结事了的积极作用，重点论述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影响案结事了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与案结事了密切相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决定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的。特别强调案结事了背后．可能因对司法鉴定所谓权威性的迷信或盲目遵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指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论"案结事了"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目标和要求决定了审判工作必须能够真正解决纠纷,定分止争,而非办结案件。这就要求案件审理的结果要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只有实现了"案结事了",审判工作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和谐。实现"案结事了",要努力在机制上下功夫,在思想上足够重视,在行动上努力争取。     

司法鉴定与“案结事了”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例,导出司法鉴定对案结事了的积极作用,重点论述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影响案结事了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与案结事了密切相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决定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的。特别强调案结事了背后,可能因对司法鉴定所谓权威性的迷信或盲目遵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指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案结事了”: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验算与实践

"案结事了"与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关系紧密,互为因果。自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追求的目标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响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但是,人民法院在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过程中,无论是司法说服力的弱化、不信任司法的非理性泛化,还是司法路径的偏颇,均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树立,从而阻碍了"案结事了"目标的实现。要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惟有从提高司法公信力着手,同时走主动认同和强制认同两条道路。人民法院既要充分发挥调解柔性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又要注重法的指引、评价、预测甚至教育等功能的发挥,在确保司法公开、公正之基础上建立司法权威,通过司法引导、确立社会规则之治。     

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司法裁判会对当事人的财产、自由课以处罚,裁判严厉者甚至会剥夺当事人的生命权利,但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以及公众都能够在感情上接受裁判的事实,维护裁判的权威,如果仅仅凭借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司法裁判的结果不可能起到司法惩戒和教育的双重作用,当事人和民众也不可能真正地从内心认同司法裁判的价值,而只是暴力所迫.所以现代法治社会当事人和民众对司法裁判的接受是由司法裁判的权威性、裁判的确定性、裁判的正当性、法官自由裁判的包容性等诸要素的合力所致.     

强化调查取证 强调诉讼提示 裁判文书说理——呼伦贝尔中级法院加强证据确保“案结事了”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审判工作大局，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强化法官调查取证和诉讼指导以及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     

强化调查取证强调诉讼提示裁判文书说理——呼伦贝尔中级法院加强证据确保“案结事了”

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审判工作大局,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强化法官调查取证和诉讼指导以及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     

浅议法院调解与证据的运用

法院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调解并不意味着抛弃事实“和稀泥”。只有注重证据在调解中的运用，建构相应的证据规则，才能真正实现调解的自由与自愿，才能充分发挥调解促进纷争的柔性解决以及实现社会稳定方面的独特功能。     

“讯”与“供”：传统侦查中诉讼角色的互动——以中国传统“拷讯”制度为中心的展开

在中国传统侦查中，“讯”与“供”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共同体，传统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不同诉讼角色参与其间，在不断的互动中完成传统侦查的中心任务——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捕获犯罪嫌疑人。传统侦查奉行“有罪推定”、“无供不录罪”，对“供”的高度关注使得“讯”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证人动辄遭侦查人员的拷讯，刑讯制度渐臻发达。中国传统法律规定了拷讯的对象、使用条件和具体运作，并且也规定了对违制拷讯行为的惩戒机制，但并没有阻却传统侦查实践中肆虐的违制拷讯。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司法认定与立法完善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行政执法人员”是指在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受委托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 ,从事针对外部行政相对人进行外部行政执法的人员 ;“徇私”只是本罪的主观要件 ;作为本罪前提的原案必须事实上确属依法应移交的刑事案件 ,但这并不以法院的最终判决为准 ,只要有证据证明即可 ;因徇私而构成受贿罪时 ,应数罪并罚 ;本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需要完善。     

人权视野下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之价值超越——对“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批判与反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涵。许霆无罪是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意。“许霆案”有罪判决的根源在于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偏颇运行。超越传统工具主义刑法观，必须以维护人性尊严为前提，以树立目的权利观为核心，重新建构刑法机能的价值序列。     

以董必武“党政分开”思想考量“县委书记高配”问题

董必武关于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与政权机关相对独立、党对政权机关进行正确领导等＂党政分开＂的经典宏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对当前＂县委书记高配＂这一相对微观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与完善的路径。由于＂县委书记高配＂这一模式在法律依据、逻辑进路、预期结果三个方面都存在大量违反党政分开原则的因素,因此,在董必武相关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党内监督和党外民主监督并用的方式,将会对＂县委书记高配＂困境发挥重要的纠偏作用。     

论政府机构照章办事的“双刃剑”效应及对策思考

照章办事对我国政府机构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照章办事是我国政府机构依法行政的根本要求,是其发挥效能的基础和关键性要素,也是遏制行政人员越轨行为的有效手段,具有正效应.另一方面,使政府机构忽视了效率原则、带来了资源浪费、扼杀了行政人员的创新精神并难以应对急剧变化的环境需求,具有负效应.因此,必须采取有效对策,趋利避害,在保证照章办事基本效能的同时,避免其所带来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