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

一、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思维的提升,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地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不容易,掌好政权尤其长期执政更不容易。执政能力能否不断提高,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建立和谐社会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历史考察

社会动员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也是政党的固有功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巩固和建设新兴的国家政权,在短期内恢复国民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党和国家通过借鉴民主革命时期的动员经验,根据情势变化制定正确的动员目标、方针和策略,动员广大民众发展经济恢复生产。     

党内民主改革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而取得胜利的结果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需要党的领导 ,因而作为巩固新政权的主要措施 ,就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机构的全面领导的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主要通过三种途径管理国家和社会 :一是制定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政策 ,并通过全国人大制定宪法和法律 ,将党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二是通过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并在政府机构内建立党的组织来实现 ;三是通过党对政府主要干部所具有的组织人事权和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集体决策制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     

试论建国初期的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动、组织农民的重要形式。建国初期,由于土地改革、建立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构筑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农民协会在全国风起云涌,形成了从村到大行政区的各级网络体系,其间历经了兴起、整顿、隐退三个发展阶段。由于传统思想对农民的束缚与影响、中国共产党“国家——乡村社会”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民协会自身先天不足及后天缺陷,农民协会很快在农村公共舞台上消失。     

文化权力、乡村政权与资源动员——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再认识

土改运动的成功展开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环节,不仅仅是因为土地再分配获得了众多无地少地群众的支持,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土改运动颠覆了乡村传统的文化观念,打破了乡村传统的人际网络,并获取了乡村的文化权力。传统中国的乡村权力建立在多元交织的文化网络之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权力有利于稳定但资源动员能力差、效率低。土改运动通过思想改造和组织重构,在乡村建立了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筑就了新的乡村政权。这种乡村政权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的进行资源汲取,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抗日根据地的田赋整理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期间,面对日军的军事压力,抗日根据地政权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为抗战服务。作为"国家正供",田赋在各个根据地相继恢复。由于横亘在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盘剥者截流了本应该由国家政权统一支配的税赋,根据地政权遂对田赋征收体系进行了整理。这些整理措施包括废除社书、清理粮册和清查田亩等。在民国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况下,根据地政权进一步通过改造村政权来消除这些中间盘剥者,有效地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     

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与建立

1948年底到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武装力量已经被消灭,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屹立。这时,建立一个中国人民自己的国家政权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参考巴黎公社和苏联建立国家政权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领导人民建立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的自觉意识。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制定并真正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之前,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过渡时期,即经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并据此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构。建立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这个革故鼎新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创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建立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基层控制危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农民协会重兴问题研究——以江西、福建两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协会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组织,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国民政府解散.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提出,重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会政权,并把它作为乡村政权改造的重要途径.后来,中共发现利用农会政权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很难达到,于是提出了取消农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往往落后于中共中央的决议,从而使中共中央设计的组织农民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所推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从而带来了基层社会控制危机.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从苏维埃政权向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过渡,在此基础上,党提出创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张,并进行了初步实践.在东北沦陷、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起来的、与之对立的抗日政权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人民政权,不但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支持了抗日游击战争,也是党在政权建设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构建及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构建，经历了一个逐步下移深入——全面控制——权力回撤的过程。这种国家权力由上而下，再从下回抽的路径，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农村基层政权指导思想上动员、控制、自治前后相继的三种方略。回顾与总结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构建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助于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而且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苏区政治传播的历史动因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措施广泛传播党的政治主张、纲领路线和革命理论,产生了积极的传播效果,赢得了政治资源,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作为战时环境的产物,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推进的。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是其主旨使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其使命所在,教育动员农民是其现实所需。     

毛泽东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形势,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科学、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执政为民思想初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权,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高度重视这个新型国家政权的建设,他强调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它完全依靠于民众;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为了·民众利益的政策,它的实施应使民众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应树立新的工作作风,成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人民公仆。毛泽东阐述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国家政权的建设与巩固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政权体制的比较

2001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70周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最早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虽然这个“国家”只存在6年时间,但它的政权体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政权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90年来党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及成就

<正>作为革命党,我们党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对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权。作为执政党,我们党在建国初期基本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建国初期党领导国家政权的思路与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施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实践,提出了党的领导任务和方法,建立起党领导国家政权的制度和体制,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及其形式的探索

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把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到统治地位,作为直接的目的。然而,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既不是“苏维埃”式的、单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式的多党轮流执政的国家政权,而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历史发展的误会?笔者以为,只要客观地分析和考察一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对国家政权及其形式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探索,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中共革命史研究新视角：个体生存感受性路径的探索

《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深入农村,在农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策划武装暴动,实现革命道路转变的真实面貌。该书通过中国共产党初期农村暴动的实施与所遇到的情况以及暴动后的抉择及其在乡村的深入,强调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主要是个体的生存感受性,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从动员到割据的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介绍了党在处理宗族组织、会党、土匪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军队建设、乡村的深入问题,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动态的革命史画卷。现将其研究的新视角与传统视角进行对比梳理,并归纳出一些特点,仅供学界参考。     

“沉浸式动员”:乡村振兴中农村党组织动员农民的路径创新——基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工作和重塑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农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前,一些农村党组织退出农民生产生活领域,党群关系逐渐疏远,党组织对农民的“动员”功能弱化。在日益分化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中,传统行政命令式动员已难以发挥作用。“沉浸式动员”通过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党员联户制度和正向激励制度等措施,确保党建能够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事务中,实现党群之间的长期互动,密切党群关系。在党群互动过程中,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能够表现出来,而且通过党员先进性影响和带动,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从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性。因此,“沉浸式动员”更切合当下乡村社会基础和乡村振兴建设长期性的需求。     

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权的结构与功能

我国的参政党是在我国宪政体制和政党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去，他们不以夺取、分享执政权为目的，而是在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多党合作的政党结构中参与国家政权的建设。我国现有制度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做了一系列的安排与规定。从功能上看，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权不仅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借助于民主党派的专业知识优势、联系广泛优势、渠道顺畅优势和立场超脱优势，提高国家政权运作效能与决策水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