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高龄城市建设模式对我国超大城市借鉴研究

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我国超大城市提出了诸多挑战.日本东京是全世界首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00万的超老龄化超大城市,面临着老龄化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显著、独居老人比例高、失能与失智老人照护负担重等多重问题.为此,东京都在近十年颁布的《10年后的东京》(2006年)、《2020年的东京》(2011年)、《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2014年)等城市规划中,连续推出构建"世界领先的超高龄城市模式"的目标,从养护机构、老年公寓、医养结合、智能养老模式、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东京都正在推进的高龄城市建设模式的经验得失,对完善我国超大城市养老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政策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城市户籍管控与流动人口民生之间的缓冲剂,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具有现实政策效应。运用逻辑回归模型和PSM方法,根据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深入剖析居住证制度影响家庭化迁移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具有直接的政策效应;以健康档案、健康教育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家庭生命周期在居住证制度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从家庭形成期到扩张期再到萎缩期,居住证制度影响效应呈现出先变大后减小的阶段性特征。为稳步提高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规模与质量,可从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角度入手,完善相关政策满足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需求:转变政策理念,推动居住证制度变迁;遵循便民原则,提高居住证可及性;坚持需求导向,建立分类分层、主体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外国与中国大城市发展：比较与借鉴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大城市发展中有许多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城市的空间发展与管理、大城市郊区化、大城市房地产业等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曾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不少的教训,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配置资源,实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公共服务视角下超大城市外来人口 公民权利的建构之道

外来人口为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一直难以平等地享有与当地户籍居民均等的公民权利。通过"吸纳—供给"模型,可以揭示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内在逻辑,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的平等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现实依据。上海外来人口管理服务进程可划分为"前居住证阶段""居住证条件管理阶段""居住证积分管理阶段"等三个阶段,综合其演化轨迹,可提炼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差序化逻辑体系,即从核心到边缘的非均衡吸纳逻辑、从破碎到完整的体系化供给逻辑以及从被动到主动的回应性赋权逻辑特质。     

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

住宅布局下的贫富差异图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面向共同富裕的超（特）大城市居住空间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居住空间普遍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居格局已经被打破,居住分异乃至隔离等居住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凸显,并具体反映为保障房社区的不合理布局、作为城市孤岛的传统城中村、跳跃式前进的新式城中村、族裔居住分异与新式贫民窟的生成、城市更新中的替代与隔离五种形态。在陷入固化之前,对居住空间失衡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以推动共同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优化策略,包括：从居住空间治理价值理念转型、重塑城市居住空间权利样态、加强城市规划的规制调控作用、推动混居异质化社区建设四个方面。由此为打造超（特）大城市共同富裕空间奠定空间基础,尤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和保留生存与发展空间,避免贫困的聚集和再生产。     

基于复合空间视角的超大城市韧性建设路径思考

面对复合型城市危机,复合空间视角可为超大城市韧性建设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以风险发生的可能场所为标准,复合空间可划分为物理、虚拟、经济、社会与规范空间.基于系统理论,通过分析国内七个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经验可知:只有明确复合空间系统结构、充分剖析各子空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实现空间潜力的最优配置与整体效益最大化.研究发现,不同空间组成的"三生空间"可以基本涵盖超大城市韧性需求,未来须保障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推动生活空间宜居适度,形成超大城市韧性建设的支撑系统.     

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人口、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可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已出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使得居住分异现象日益显现,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日益重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需要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思考城市如何治理。因此,建立法治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战略等城市空间调控政策迫切需要出台。在"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下,城市空间治理将日益重要,因此,需通过对大量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机制、趋势、效应,并对比中外城市空间演化的差异,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城市治理架构,并以此规范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化质量、消除城市社区隔离、规范住宅房地产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空间公平分配。     

大学生蚁居大城市的影响因素与社会融入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城市化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使就业形势变得不容乐观,同时由于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滞后、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经济的束缚,在大城市的近郊涌现出蚁族这样一个新群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高学历,低收入,群居"。蚁族群体逐渐壮大,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社会融入问题做具体探讨。     

大城市诱惑下的“新”空巢家庭

中小城市的独生子女因上学、就业、结婚等因素而选择留在大城市后,父母仍在中小城市工作生活。对于这一现象的学术语,称之为"新"空巢家庭。与此同时,运用相关理论和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中小城市独生子女留在大城市(即"新"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和这种现象对"新"空巢家庭中父母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如下:理性选择就业;常回家看看。     

大城市利益博弈的人口空间响应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城市人口空间相继发生变动,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同时局部人口密度出现反弹;近郊区人口急剧增长且分布不均衡;流动人口在中心城与郊区呈现速度不一的增长态势,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一般经验模型不同的特征;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郊区化步伐存在明显差异,人口郊区化出现二元结构.在利益博弈时代,人口空间演变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与博弈过程.基于这样的认识,采取了社会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协同研究方法,时那些主导大城市人口空间演变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机制进行了剖析,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对城市宏观决策有一定启示意义.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回归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并建立恰当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是引导大城市人口布局调整走出困境的出路.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态势剖析与治理反思——基于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通过对上海人口、房地产等经济社会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上海人口、居住等社会空间正呈现剧烈的演变态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未来社会空间将呈现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社会空间两极化、城乡结合部居住形态多元化、城市社会结构重构、城市“双城”现象凸显、弱势群体居住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空间显现、城市部分社区老龄化等演变趋势。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将带来类似西方城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阶层矛盾、公共空间漠视等负效应。在“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下，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提出城市规划公共利益职能归位、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混合型和谐社区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容量战略、制定合理的人口分布战略等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大城市治理理念的现代转型

正城市的发展体现现代化的特点,集中了人类社会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也集中体现现代化的矛盾,由此,是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关键,代表现代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大城市可以说是城市中的城市,更聚焦了现代化的特点和属性,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从展现现代化优势的角度给人们以鼓励和向往的。然而,正因为集中体现现代化的成就,与传统观念、与现代化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

从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看,大城市优先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的中国大城市仍将继续成长.防止大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一要确立并贯彻有限扩展的理念;二要注重城市的内涵式增长,克服和防止城市空间的低密度蔓延;三是当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大城市原有的空间扩展模式因成本巨幅增加导致不经济时,就应适时引导各种要素向周边卫星城镇疏散,使大城市向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四要建设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体系,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支撑;五要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城市群发展,最终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镇格局.     

加快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的核心承载区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作为全市主城区中的中心主体区、主力建设区、核心承载区,南岗区必须站在全市改革发展的最前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自觉行动和有力举措。一、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在深刻把握全会精神,凝聚思想共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贯穿的问题导向,要求我们     

浅谈维护铁路职工权益的制度机制建设

维权是工会的基本职能,维权要有一定的机制作保证。笔者认为,企业工会维权机制是一种工会组织重点工作制度或体系的有效运作,其内涵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     

现代化大城市的规化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2期进修一班赴京学习考察研讨会发言摘登

在现代大城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在实现环境整体功能和环境价值、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有效开发旅游资源和有序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期将市委党校第72期进修一班学员对这一课题调查研讨的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